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收入分配关系能不能理顺，直接影响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和民众对社会的价值认同。从表面上看，收入分配问题似乎是一个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都有直接的联系。
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一定时期收入分配制度相对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如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理蔓延，社会犯罪率上升等。
从政治层面来看，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比如，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政治体系又缺乏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甚至政策实施过程还在强化这种不合理，就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当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等，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在这方面，世界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一些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从我国的实际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国力，也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了巨大的实惠，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显现。比如基尼系数偏高，第一次、第二次收入分配都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需要及时地调整和改革。
按照基尼系数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这个社会大体上属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如果超过0.4，显示贫富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对政府来说就是一个警戒线；如果达到或者超过0.5，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尼系数在0.2以下；70
年代末，大体在0.28.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7，有的专家甚至认为更高。不管这些测算是否准确，但整个情势应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说明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得比较大了，应该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
从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来看，一个重要参数，就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口纯收入之和占GDP的比例为53.4%，到2009年下降到了39.4%。而世界上通行的比例，大体在60%。劳动在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续下降，说明我国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就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如果第一次收入分配不尽合理，还可以通过第二次收入分配来调节。观察第二次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主要看一个国家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这方面我国整体上也处于世界比较低的水平，长期徘徊在30%以下，而发达国家这几项支出加起来一般要占财政总支出50%以上。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也不到位。
由于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关系，已成为各方的共识。按照笔者的理解，政府在主导收入分配改革中，不仅要有决心、有信心，还要敢于“碰硬”，这种“碰硬”，既包括对社会，也包括对政府自己。具体来说，改革的成功与否，可能有三个最为关键的因素：
首先，政府要根据我国收入分配面临的突出问题，果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保持社会整体利益格局的大体平衡，防止由于政策失误或者政策反应迟缓，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其次，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民争利。毫无疑问，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政府也是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者。比如，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例、在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在土地征用、收费等方面，政府的作为都会直接对收入分配的整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如何克服与民争利的倾向，就成为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要敢于对一些特殊利益群体动真格的。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中，政府要用好两个杠杆：一个是法律杠杆，一个是政策杠杆。法律方面如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物业税、资源税等，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政策方面就是要提高劳动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扩大公共支出的比例，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政府的长期战略重点。这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敢于对少数特殊利益群体，包括垄断行业等动真格的，采取一些果断举措。只有这样，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才可能发生重要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才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