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就辉煌、引领全国；未来30年，深圳要引领全国，就要有足够的勇气破解体制和机制难题。那么，要破解体制和机制难题，深圳应该从何入手呢？我认为，深圳要继续敢为天下先，率先在行政体制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举起行政体制改革这面大旗。这样深圳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一、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我们确实遇到了体制和机制障碍，而行政体制层面的问题又是体制和机制中最大的障碍。按照我的理解，目前不管是深圳还是全国，表现在发展方式上，可以集中地概括为四个“难以为继”：
一是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条低成本出口战略，过度依赖外需、出口。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战略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而是当时的环境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刚刚开始一体化、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为了生存，我们没有选择，从而形成了强劲的出口能力，如“来料加工”、“两头在外”等。而金融危机爆发后，标志我们这条过度依赖出口、外需的发展战略难以长期为继，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寻求解决途径。
二是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与低成本出口战略相联系，过去30多年形成的经济结构，总体上看，是以低端产业为主导的，它的好处是使中国制造业异军突起，也积累了资本，但是我们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几乎没有多少话语权，高端制造业仍然被美日等发达国家垄断。通过低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我们能够成为大国，但是很难成为强国。因此，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到现在可以说走到了尽头，我们必须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注重培养高端人才，建立创新型
国家，在科技的重要领域有所突破，这样才能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资源和环境的刚性约束难以为继。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以牺牲资源、环境等为代价，实现了高增长，这样的发展模式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必须痛定思痛，下决心予以改革。
四是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难以为继。有数据显示，在1990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CDP的比重是53.4％，而到了2008年，这一比重下降为39.4％。这说明我国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极不合理；另外，教育、医疗、社保以及就业服务四大支出占一个国家当前财政支出的比例，是衡量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这个指标在西方发达国家多是在50％以上，而我国在2009年再度下降，这说明我们的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也很不合理。再加上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行业差距拉大。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同样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
二、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
过去30年，我们整体上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其他改革说到底都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改革思路和结构也必须作大的调整。其原因在于围绕政府的公共治理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改革的结构中，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至少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并驾齐驱。实际上我国在2005年出台“十一五”战略规划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个判断实际上就是对以政府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作出了比较准确的概括。
三、过往行政改革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从过去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来看，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大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对过去行政改革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
过去30年，我们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成就不可低估。但总体上看，过去行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有明显的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问题。30多年改革中，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几乎每次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
的落实，至今仍然在困扰着我们。
其次，我国的行政改革有明显的孤军深入的迹象。事业单位改革总体滞后。当时似乎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有企业改革和行政改革方面，而把吃财政人数最多、上百万的事业机构放到一边。
最后，行政体制改革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政府层面的问题靠行政改革能够解决，但是若干年以后发现行政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层面的一部分问题，如转变职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这些最多只是政治体制下端的改革，而政治体制上端，我们的整体推进是不够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地方在政府管理中出现的拼环境、拼资源，搞政绩、搞形象等，表面上看是公共治理中的问题，实质上是官员选拔制度的问题，如果不改革官员选拔制度，这种现象是很难遏制的。
而干部制度改革就是政治体制上端改革的内容。
四、行政体制改革是广东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广东近几年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发现，广东在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正在大力调整珠三角的经济结构，实行“腾笼换鸟”，推进“双转移”战略。广东始终没有动摇，继续在应对危机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珠三角最核心的地带，置换进去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后来的实践证明，广东当时的举措是非常正确的。2009年，广东经济总量达到3.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达到9.2％，广东省的产值拿到20G国家（Group of 20）排名的话，可以排到第16位。应该说，广东既实现了应对金融危机，保住了增长，同时也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我认为，广东能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抓经济发展，后面的推手就是大胆启动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
深圳自身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也为其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面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就开始了不间断的行政体制改革。
最近在大部制改革中，不仅在机构设置，实现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而且还主动精简了140多个局级和处级内设机构，裁减了450多个局处级岗位，撤销了60多个事业单位，作出“裸官”一律不能担任一把手的规定，以及公推公选多名正局级官员，改革公务员制度等。这些都说明，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五、行政体制改革可从三方面着力
在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试验中，深圳究竟应该从何入手？我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主要从三方面推进。第一，着力转变政府角色。整体上看，要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主导经济建设逐步转向主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去市场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时候，政府过多地培育市场、参与市场，甚至直接招商引资是难免的，但这种理念要慢慢放弃，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能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这是一个重大的政府角色转换。如果深圳能够在这方面作比较好的探索，把主导职能发挥好，对全国政府转变角色有非常好的帮助。
第二，着力统筹有关机构设置。在新的形势下，探索新的组织架构模式和管理运行模式。
第三，大刀阔斧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要真正体现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使党员、普通民众在官员选拔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决定权。深圳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探索，不断为全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