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转型的西方经验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目前我们看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当年也是由不发达国家转变而来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转型呢？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就成为社会转型中的关键词。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国外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发表过很多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撰写的《变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等。在这些论著中，他们通过量化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现象，概括起来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当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二是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都想挤入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也不甘落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纷争；三是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四是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明显的腐败现象，动用手中的权力搞寻租活动。但是西方学者还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也就是说当多数人的家庭初步实现现代化后，情况会逐步好转：如骚动不安的社会有所缓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开始平和，社会犯罪率开始有所下降，官员自我约束的行为也有所加强等。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使更多的人实现家庭现代化。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应该说，中国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缓慢的社会转型之旅，只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外国入侵和战乱，使这一转型显得尤为缓慢。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但是由于走了不少弯路，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中国社会来说，真正具有大规模社会转型意义的，还是近30年的事情。在这30年的历史性社会变革中，上面所描绘的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现象，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不过笔者认为，仅用西方学者提供的这种理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复杂问题。因为从200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000美元以上了，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有些问题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至少有三个特殊的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的过程。所谓“双转”交织，就是指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即中国同时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使命。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新中国一直信仰和坚持计划经济，几十年后发现此路不通，然后靠国家的权力、邓小平的权威强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使经济由计划转向市场。这种嫁接方式的好处是来得快，但后果也不能轻视。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缺乏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实际上成为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根源，如社会道德底线一个一个被击穿等。再加上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加复杂。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对农民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剥夺。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一方面，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圈地化，没有使农民比较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背离，尽管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但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三，中国社会转型没有破解传统的二元社会根基，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中国社会在转型中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三元社会结构了。这是当初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
三、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严重的后果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使这一转型过程付出了比较高的代价。首先，使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这方面的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四大差距被放大了。有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乡差距为1∶2.22；而2009年达到了1∶3.33，加上城市户籍的福利，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5左右。行业差距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在垄断行业就业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拿走了当年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再次，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受到社会的质疑。有人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强势集团，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而下岗人员、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中国社会上层正在走向精英化，中国社会的下层正在走向碎片化。最后，政府的公信力明显在下降。
一方面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公民社会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快速发展、成熟，网络民主、网络监督异军突起；另一方面，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以及自控能力常常受到公众的诟病，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四、推进改革是化解社会转型之困的唯一出路
面对社会转型期我国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侥幸和退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化险为夷，到达另一个境界。应该看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毕竟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也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这些条件，足以使我们能够面对任何复杂的局面。这里的关键问题，仍然是要有足够的改革底气，敢于抓住关键问题、关键环节进行大胆的改革。反过来，如果我们畏首畏尾，不敢果敢地出击，问题肯定会越积越多，甚至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从目前我国的改革实践看，首先要能使民众树立起对改革的信心，重构改革的共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围绕执政党和政府
自身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自我改革，如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废除不合理的特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给民众更多的选拔官员的选择权等。同时，要尽快解决农民工问题，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行业、城乡差距等，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上述问题不管涉及的是经济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敢于触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正面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