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民主政治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变革成就斐然。但这方面的问题也毋庸置疑。因此，有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未来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道绕不过的坎。这中间，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中国的社会和权力为什么会如此疯狂；二是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的疯狂来源于权力的疯狂
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可能都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深感忧虑，不管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应该说都和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有关。所以，我的命题就是如果说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很多疯狂，它首先是来自权力自身的疯狂，就是说权力自身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有人把这种疯狂概括为四句话：
第一，利益失衡。整个中国社会的利益失去整体平衡，这种利益失衡表现为三大差距在加大：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差距加大、地区差距加大。有人说财富在源源不断地向三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来看，财富向政府手中集中；从劳和资来看，财富向资方手中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向垄断行业集中。最近有两个数据在网上炒作得很厉害：一是0.4%的中国人控制了中国70%的资产；另一个是，去年九大垄断行业就业人群一共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但是他们拿走了去年工资福利的一半。虽然我对这两个数据有所怀疑，但是这足以说明财富向政府、资方、垄断行业三
个方面集中。
第二，权力失控。800万党政公务人员一共有五级政府，权力链条非常长；800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人都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都有一定的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安排，靠主要领导的榜样力量是不可能的，是非常有限的。腐败如此地蔓延，足以说明权力失控的现实。仅这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腐败已经超过50位，所占比例非常之大。
第三，市场变形。市场被扭曲，有欺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垄断，市场有明显的权力和资本结合、权贵资本勾结的问题。所以吴敬琏先生说，中国是权贵市场经济。这种在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下，很多正常的经济活动都被扭曲变形了。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有这么多的机构管理食品，如果有一个机构能承担起责任，三鹿奶粉事件不会到最后不可收拾的地步，早应该发现。
第四，社会溃败。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观点，我很认同这一观点。中国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在这样一种疯狂的背景下，社会的道德底线被撕裂。当殡葬行业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的时候，这是这个社会溃败的重要标志。
二、对过去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一直在发展。应该说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革”
期间相比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有比较广泛的自由表达权，确实比过去有大进展。如果说1978年到1989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春天，那么，1989年政治动乱之后，中国改革基本进入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改革过程。所以，1992年以后，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基本没有大的进展。我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分为高端和低端，如果把行政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下端，转变职能、政企分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最多只算是政治改革的下端改革。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上端还有四个更关键的要素：这就是宪政体制、政党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四个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如果在政治体制上端改革不能有秩序地推进，那么政治体制下端的改革是没能力完成靠它自身难以完成的使命的。实际上，很多政府管理的问题都和政治体制的上端改革滞后是有关联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拼资源、拼环境，搞政绩、搞形象工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问题，但根子上是官员选拔制度、官员考核制度的问题。如果没有官员选拔制度的变革，光说“别搞形象、别搞政绩、别拼资源拼环境”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一
直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及时配合，中国整个社会就会被严重扭曲，这就是我前面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疯狂的原因。
三、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能的路径选择
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趋势，我概括了四句话。这四句话，也可以认为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就是：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规范党权。我认为这四种权力如果能够真正有所推进的话，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推动。
从张扬民权来讲，十七大报告讲了“三个四”，我们如果能够将十七大报告讲的这“三个四”落实，就是大大地张扬了民权，问题是我们常常只有口号，没有行动。
十七大报告讲的民主发展的“第一个四”是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就民主选举而言，哪些职位可以民主选举，选举的程序是什么，这需要示范、需要实践，没有示范、没有实践，民主选举的口号再喊十年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第二个四”是保障公民的四种权利，即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这都是十七大报告的原话。现在我们三亿网民，网络民主异军突起，在中国监督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大家看到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了人们想象不到的一种角色。首先是知情，网络给老百姓提供了最大的一个知情的平台。“第三个四”就是在基层实现“四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服务。我们在传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政治制度基础之上，通过十七大又增加了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变为四大政治制度。在基层如何自治需要示范，首先要敢于张扬民权，就是要真正体现民权本位、主权在民的理念。
其次，就是废除特权。要敢于在一些很不合理的特权上动手术，敢于废除特权、约束公权、规范党权。我记得去年《北京日报》让一些专家每人写一段话，我在写了一段话之后，遗憾的是在刊登时将第四句话取消了，前面三句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都保留了，规范党权的说法没有刊登。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如何规范党权是最核心的。
如何来发展？如何改？下面的四种权利里我讲两个路径。我是个学者，我经常收到全国各种人给我寄来的信，有退休将军、建筑工人，也有打工的，他们寄来的方案都让我感到很震惊。我发现有很多中国人都在苦苦思索中国政治的出路，他们想的
招法有时是我们想不到的。就我个人从学者的理性来思考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最好的切入点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要敢于在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明显的特权问题上入手，要给老百姓信心，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制度的建立，真正给老百姓提供一种监督的途径。首先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特别是民选的官员。第二个是“三公”改革要启动，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
中的问题有很多。特别是公车消费，问题很严重，这就改到政府自己头上去了。还有就是要建立官员的官邸制，要最大限度地避免“马路边的腐败”。大家看布什离开白宫，奥巴马进驻白宫，几点几分奥巴马进入白宫，布什离开白宫，都是以分来计算的，官员住什么房子，都是在位的时候住，不在的时候走人。中国建立了很多年都没有建立起来，1988年就开始建立财产申报制，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车改革改了二十多年，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包括官邸制，也早有人提议，但就是建立不起来。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从政府明显的特权方面选择若干项进行改革，用这个改革给老百姓以信心，提升老百姓的信心。第二个层面，是从党内开始，首先解决党内民主问题。
要扩大党内民主，甚至包括党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我认为也应该在党内差额选举产生，这样才真正有竞争，要竞争性选举，不能只有“举”，没有“选”，选举首先是“选”，有选择了才能“举”。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没有“选”，只有“举”，几乎是等额选举。所以说首先应该从党内解决问题，给党员以挑选的机会，由党内的差额选举，扩大到社会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差额选举。这样官员就会对党员和老百姓负责，而不是一味地向上级负责。我认为只有从这个层面入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