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2008年7月质疑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学历来历一事已过去了，但公众对“官员博士化”的关注并没有停止。
在北京工作的王益，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可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却用比正常学制短的时间，完成了远在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课程和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还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
现在，在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了潮流。
这种现象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文革”时期，很多人的学业都被耽搁了。于是，“文革”之后，中国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补学历”潮流，包括很多政府官员在内。这提高了很多官员干部的个人素质和行政办事能力，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近年来“补学历”潮流出现了异化，很多官员注重学历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且官越大、权越大，就越容易获得博士学位。这显然是一种不正之风。
如果想踏踏实实地学东西，不耽误工作，没有使用纳税人的钱，在职官员读在职博士无可厚非。但现实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状况。如果高校严格把关，官员并不能够轻松拿到博士学位。博士是专业型的人才，培养博士是出于培养研究型人才的需要，必须通过长时间的钻研和努力。在职官员哪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
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不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不需要博士这么高的学位。事务官中，如果不是从事专门研究的，也不需要博士这么高的学位。事实上，大量的公务人员要求的都是基本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如果大量的政府公务人员都是博士，这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
我们应该提倡，在职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务员读公共管理硕士，这是应用型的学
位，不是学理型的学位。他们读这个学位可以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目前，在西方国家，行政官员除了自己的专业背景以外，也需要补公共管理硕士的课程。
但是，官员的博士化倾向无论如何都不正常。
现在，很多政府机构选拔官员时，都把“博士学位”作为一个重要条件。这很不应该，包括一些职位相同的岗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可以获得比其他官员更好的待遇，这也不应该。这让其他官员心理产生了不平衡，从而也利用种种手段来获得博士学位。
我们政府机构的人事部门、组织部门不应该过于鼓励官员选拔的博士化倾向，在进行司局长选拔时，也不要将拥有博士学位作为优先条件，而应该注重实际工作能力。当然，政府部门中的研究机构和一些研究型的岗位另当别论。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都需要一些高端人才，提高他们的待遇很正常。但为了避免对其他普通官员带来压力，特别是在晋升方面的压力，政府机构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应该有科学的制度性设计。例如，对他们的岗位一定要打破终身制，实行聘任制。
这样，其他的政府官员就不会有太大压力。
另外，对其他岗位的官员，职位升降也应该以工作能力为依据，不要将学历和职位挂钩。
我国现在博士的整体水平不高，与高校给博士“放水”有很大的关系。在大陆的博士队伍中，滥竽充数的太多，官员博士的大量存在更是加快了博士水平下滑的趋势。
很多官员博士常常自己不去听课，有时干脆委派秘书代替学习；考试、写论文也弄虚作假，或大走人情通道，却依旧能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对全日制博士也会产生不好的传导作用。
按理说，博士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我们现在几乎是“博士大跃进”，这种“大跃进”中，很多就是官员博士。
解决“博士大跃进”问题，尤其是“官员博士化”，一方面，高校要对学位严格控制，让学位授予规范化，并严格控制在职博士的数量，杜绝对官员博士“放水”。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官员选拔机制，从晋升体系上斩断官员选拔与学位挂钩。博士学位对官员失去了吸引力，这样官员谋求博士学位的动机就小得多。
一些高校对官员博士“放水”，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科研项目、资源、资金都控制在这些官员手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寻求改革。
我国的高校和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绝大部分都是公办的，需要政府支持，高校对政府、对官员有着强烈依赖；不像国外一些很好的私立大学，可以保持独立性。
因此，加强这方面的制度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