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潮起的原因，一是互联网本身的发展，给网络问政提供了技术保证。二是公民社会快速发展，使更多的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参与意识。从而在网上形成一种主流民意，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比如，“西藏事件”、汶川大地震，还有火炬传递的事情，网络参与调动了海外华人的凝聚力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事件的进程。三是近年来网络事件频繁出现，把政府推到了很尴尬的地步。政府应该意识到这种网络民主议程的情况下，政府不能高高在上。因此，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地方领导，都纷纷上网、开博，网络问政成为了中国新的民主政治形式。
对于网络问政，我有这样一个判断：网络技术将会继续发展，中国的网民还会继续增加。目前我们有近4亿网民，普及率才23%，过几年这个群体可能要发展到6亿、8亿甚至更多。可以说，网络问政方兴未艾！
谈及网络问政，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网络问政如何求得实效？要把网络优化为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生产力，真正成为政府与民意良性互动的平台。
要达到这样理想的状态，一是政府摆正姿态，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网络。如果心态不积极，那就会流于形式。二是网民理性的表达。两者良性互动，才能真正让网络问政发挥作用，取得实效。
网络问政关键是促进群众“问事于政府”和政府“问政于人民”有效开展，真正取得实效。现在我国的网络问政正由形式大于内容，向内容大于形式转变。各级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由开始的藐视、忽视，到现在开始主动应对。
但观念滞后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政府还是对网络持怀疑态度的。比如：河南的一个民众发帖子揭露批评当地官员的腐败行为，结果政府错误地派人去将发帖子的公民拘留。这种现象反映了我们一些官员还不适应网络这种新兴的媒体，看不到网络时代到来对我们政府官员提出巨大的挑战，甚至采取了极端错
误的做法。
目前，关于网络问政的一些制度政策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民主”、“四种权利”，应该成为推进网络问政、网络民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要作一些制度的安排：一是制定一些政策，通过具体的制度来保障网民的这些权益，有效地表达。二是政府作重大决策时，要通过网络征求意见。三是对网络的管理，不能过度。
有观点认为，“网民是个特殊的群体，但更大的利益群体在外面，大多数的农民工、农民不上网。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只是少数人群，并不足以代表民意”。
这个观点其实不堪一击。我国现在有3.8亿网民，基本都是成年人，这已经是庞大的数字了，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人口都要多。虽然每个人的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最终呈现的，将是体现绝大多数人意愿的主流意见。这种直接来自原生态的主流意见，难道不值得重视吗？
在网络问政中，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些公共事件出现时，情绪性、非理性的声音也充斥网络，有些不负责任的言行演化为“网络暴力”。因此，要最大化地发挥网络的积极功效，需要在社会环境方面作一些改善。一方面，面对网络舆论，政府要改进自己的工作，积极应对，解释清楚。不能简单地指责网络暴力，你要看暴力后面的问题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的。另一方面，在网络上，网民要做理性、负责的人，不能造谣惑众。当然，提升网络表达的文明度，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