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把人民的伟大和社会的强盛一概归因于法律机制的完善，这真是一种再肤浅不过的观点。要知道，一台机器的运转，不光靠每个零件的完美程度，而在于发动机的力量。拿英国来说，他们的行政法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复杂而不规则的，但是放眼欧洲，又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拥有更多的公共财产？又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有着范围更广，更可靠，也更多样化的私有财产？更不用说社会的牢固程度和富庶程度了。而英国之所以拥有傲人的发展，这一切原因并不在于有着多么优良的法律，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要知道，生命是强大有力的，某些器官的不完善并不能摧毁整个生命。
法国社会的物质文明越是发展，越是繁荣，精神层面就越是不稳定：公众的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也在增长。整个法兰西民族内心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们在强烈地呼唤着两个字——“革命”。
看过法兰西旧财政区的档案资料，你会发现，大革命的发源地正是在全法国最富庶最发达的巴黎附近。在这些地区，旧的制度被改革得最早也最深刻，没有个人徭役，没有专横的行会理事，没有无益的暴力，军役税更轻、更平等，居民的自由和财产受到尊重和保护，与卢瓦河流域、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旧制度保存完整的地区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乐园。而革命的战火正是在这个“乐园”里最先被点燃，这里的革命之火也是燃烧得最激烈，最长。
很多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越想要反抗呢？其实这并不是法国人的独创，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历史上有着很多类似的景象，一直默默忍受着沉重枷锁的人民，一旦枷锁稍稍减轻，他们就会猛力地将它摘下、抛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在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人们长期浸淫在痛苦中，耐心忍受着，反而相安无事，若有人想要消减这种痛苦，就会使痛苦变得无可忍受。更甚的是：痛苦更少了，感觉就更敏锐了，更容易察觉到其他流弊的存在，这时情绪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封建制度在极盛时期并没有受到多少激烈的反抗，反而在灭亡之际受到了无数法国人仇恨的抨击。当时，戏剧家博马舍因《费加罗的婚礼》公演而短期入狱，一时间在巴黎地区掀起巨大的民情激动。我们现在看当时法国人的作为，不免会有一种错觉：路易十六偶尔为之的专横举动似乎比路易十四所建立的整个****制度更加罪大恶极。
人们不再说1780 年的法国正在无可救药地走下坡路，人们满怀激昂地高呼：此时此刻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法国的前进了。这是一次再真实不过的大逆转。20 年前，法兰西人民对未来毫无期望；但20年后，法兰西人民对未来毫无畏惧。他们沉浸在自己对未来的想象中，一心朝着即将来临的前所未闻的幸福奔去。
推动革命的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因——那就是国家财政的管理。财政管理虽不断完善，但依然无法解决****政府特有的弊病。路易十六努力促进公共繁荣，不断发放救济金和各种奖励，建设公共设施，服务大众，这一切都使得国家财政开支与日俱增，但收入远远落在其后。
路易十六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中，他的债权人收不回债；他又不断向四面八方举债，路易十六的财政状况变得和他父亲在位时一样尴尬。
当路易十六的债权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因为你不一定能拿到应得的定期利息，甚至连你的资本能否全额收回也是一个未知。
当时，很多法国人购买政府公债，帮助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等公共设施，给士兵提供粮草等援助。这本是利人利己的好事，但现实是：他们的钱没有偿还担保和期限，也不敢指望能拿到利息，就像在冒险一样，他们只能希望自己哪天突然有了好运气，那些签订的合同能够被忠实地履行。而积怨渐深时，他们只有走上革命一途。
这20 年中，法国政府开展许多从前不敢想象的事业，也顺利地成为国内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这正是法国政府前所未有的活跃表现。与此同时，和政府有金钱关系、靠政府薪金维生以及在政府市场中投机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法国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有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结合。在这种状况下，财政管理不善就不仅仅是一种公共劣迹这么简单了，它已经成为法国千家万户都在面临的私人灾难。
其实，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的财政制度有着更为严重的缺陷，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这样的不满。政府和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内心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社会问题更加敏感，对自己的财产更加热爱，对生活的需求更多，要求也更高。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会自动传播，于是，那些同样忍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的人联合起来，将怨恨一起向政府发泄。
任何社会中，贪财者、食利者、商人、工业家、批发商通常会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和作为：敌视新政策、热爱现存政府、顺从所厌恶的法律，等等。不过，在法国这场革命中，这个阶级却表现得最积极，并且最坚决，对整个财政系统的革命是他们最急迫的。
在一个膨胀着发财欲望的民族和一个不断刺激这种欲望的政府不断冲撞的社会里，浩劫将无可避免。而这个政府一边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和热情，一边不断地从中作梗，就像刚点燃火把又将它扑灭，等于是从两方面来加快自己的毁灭。
第五节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当路易十四站在法国权力的顶峰，这以后的140年，人民就再也没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任何决策。在当时，人们相信只有高踞人民头上的人能主宰这个国家的一切，而从来不信人民也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办事。
人民长久以来默默忍受着各种不平等，这种群体的麻木不仁使得有心改变人民命运的人也无可奈何。在当时，常会有一些人当着人民的面大谈特谈关乎命运、关乎自由、关乎尊重的理论，他们不怕任何人听到，只怕他们不能完全听懂。
至于政府官员、特权者，那些本应最害怕人民发怒的人，也把人民当聋子似的，当着人民的面高谈阔论：他们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的低劣；他们痛斥那些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的种种罪恶。他们用种种耸人听闻的辞令想让人们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政府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枷锁。
1776年，路易十六试图废除徭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少数几个三级会议省之外，几乎国内所有的道路都是由最穷困的人民无偿修建的，这些人除了双手和一身力气外别无他物，但是他们承担着比任何人都要重的负担。道路的修成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为那些真正有切身利益的特权者服务。由于修路，那些特权者的财富不断增长。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剥夺了穷人谋生的手段和生存的希望，迫使穷人为他们维修道路，无偿地为他们的利益劳动。”
在路易十六为穷苦人剪除劳役之苦的同时，政府正着手于工业行会制度的改革，以此来减少工人身上的痛苦。他们用国王的名义向全国宣告：“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劳动权的法律都是对自然权利的违背，都是无效的法律；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古怪而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贪婪、强暴的产物。”
这样的言论对于一个封建国家来说是危险的，而更危险的是这些危险而振奋人心的言论全是一纸空谈，因为几个月后，损害劳动者的徭役制和行会制度又重新恢复。
让路易十六发表上述那些言论的是当时的财政大臣杜尔阁，他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如取消徭役制、取消工业行会、开放谷物国内自由贸易以及改革不合理的粮食税法、粮食运输规定、动物油专卖制等。
这些改革侵犯了封建贵族的利益，遭到了封建制度代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1776年5月，迫于皇室贵族官僚的压力，路易十六下令解除杜尔阁的职务。杜尔阁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宣告作废，国王之前的宣告和承诺再也无法向人民兑现。
1780 年，路易十六宣布：增派军役税必须公开登记。在宣告的旁注中，他特地说明：“纳军役税者长期为军役税的征收所折磨，而那些意外增派的税额使得这些穷苦纳税者承担了远远高于其他臣民的负担。”
但是，此时的路易十六已经不敢将捐税一律平等，他至多只能在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推行征税平等。他妄图在贫富两极群体中找到一种平衡，既能减少穷人的负担，也能使有钱人不会觉得损失过重。
路易十六的想法过于美好，他想要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但又不敢彻底得罪他自身所在的特权阶级。他没想到的是，在这特殊的饥荒年月，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反而是有意在刺激民愤。
在君主制的末期，不同权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种问题浮出水面，而斗争的双方都一门心思地想撇清自己的责任，把人民所受的苦难推到对方的头上，1772 年出现的粮食流通问题就是个极典型的例子。当时，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曾就此事展开一场争论：图卢兹高等法院认为“政府的错误措施可能会导致大批的穷人饿死”，国王那方也不甘示弱，马上反驳道：“公众穷困完全是由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婪造成的！”
在当时，只要提到人民的现状，权力的双方或多方就像这样相互推诿，并且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一个相同的思想：他们所受的痛苦只应怪责上面。
这些斗争事件和言论在公开文件中都能够看得到，因为当时的政府和高等法院为显示自己的“清白无辜”，特意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处张贴，以此昭告世人。
在与各派斗争的空隙，国王有时会不经意地道出与他的先辈和他本人有关的严峻真相。有一次，他说道：“因为历代国王的挥霍无度，国库早已负担过重。许多明文规定不得转让的领地也已经被我们廉价转让了，只不过不去记载而已。”
还有一次谈话中，路易十六不再谨小慎微，而是理性地剖析政府现状：“工业行会不过是历代国王聚敛钱财的产物。……尽管有很多方法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财政管理部门还是会选择增加军役税，因为这是他们认为最秘密也最简便的方法。他们还会将一切归罪于当前的形势，让人民相信是形势造成无用的开支和军役税过分增长。”
看到这里，我不禁要思考，为什么从国王到政府要员可以随意讲出这些危险的言论？其实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对国民中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讲的，为的是使他们相信某些遭到个别利益集团指责的措施反倒是有用的。至于人民呢，当然他们即使听见了也不懂得。
因为他们相信，即使人民听到这些言论也不会懂得其中的含义，所以，他们的话实际上是对那部分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民讲的，为的是让这部分人民相信那些为个别利益集团反对的措施是有利的。
虽然那些上层阶级是真心想拯救人民脱离苦海，却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表现出来的善心里其实藏着对下层民众的极端蔑视。这让我想起伏尔泰那位著名的情人——夏特莱夫人。伏尔泰的秘书曾说，夏特莱夫人经常在仆人的面前更衣，毫不避讳，因为她曾说过，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在当时的法国，当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并没有想到他们有朝一日会对穷人感到畏惧；当他们为改变穷人的命运做努力时，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穷人会将他们彻底毁灭。
1789年之前的10年中，法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现象：不仅仅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会经常口出一些危险的言论，那些特权者在人民面前讲话时也是同样的毫无保留，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人民的众矢之的。他们同情人民；探讨人民的命运；不断研究救济人民的方法；大量揭露让人民受苦的种种弊端；猛力地谴责对人民造成危害的财政法规。
1779 年法国部分地区召集省议会来集中研究人民的生存现状，后来整个王国都召集了省议会来讨论相同的主题，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些会议纪录和会议中的其他文件，你肯定会为文件那些善良的情意所感动，同时也会对文件中那些大胆而不慎重的词语而惊讶。
1787 年下诺曼底省议会对道路修缮问题做了详细的讨论，他们提出国王为修路所拨的款项都被用在富人身上，而对人民的生活毫无助益。而那些富人常做的是花费大量金钱使通往自己城堡的道路更宽阔平坦，却不关心市镇或村庄的入口是否更方便人民出行。
在同一会议上，贵族和教士分别描述了劳役制所带来的罪恶，并自发地捐赠 50000 里弗尔，作为改善乡间道路的专款。他们认为这些钱既可以使得本省的道路畅通，又无须损害人民的财力和人力。
其实这些特权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这样慷慨大方，对他们来说，普遍捐税要比他们为徭役制所缴付的捐税少得多，而且，他们自愿出让的不过是因捐税不平等而得到的利润，他们美其名曰“捐赠”，实际上是想保留现存的捐税制度。可以这么说，这些特权阶级只是大方地抛弃了他们获益的一部分，却依然不肯抛弃那最令人憎恨的部分——捐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