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康德在西方近代早期哲学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客观上为形而上学意义的转换作了准备的前提下，力图挽救形而上学这门学科，在新的意义上重建形而上学，实现形而上学的意义的转换.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1755).《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5).《判断力批判》(1790).《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道德形上学探本》(1785).《论永久和平》(1795)等.
第一节康德形而上学的提出和基础
一、“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的提出
休谟的怀疑论哲学，特别是休谟的因果性理论在当时的理论界是不可战胜的，它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在当时，它“除了使人感到尴尬之外，并没有立即引起理论界的反思”。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忙于同封建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其理论纯粹出于“革命行动”的需要，虽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却缺乏哲学理论应有的思辨性、严密性和深刻性。康德首先意识到了休谟怀疑论哲学，特别是他的因果性理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面对休谟的理论，他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出路以及认识论的问题。终于导致他决定发动一场思维革命，建立了他的“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所以他明确称他以前的形而上学为“旧形而上学”。
（一）康德面临的哲学难题
从哲学上说，康德当时主要面临着三个哲学问题。首先是认识论问题，即近代早期哲学关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战问题。关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战曾涉及到许多方面，就对康德哲学的影响方面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1）在认识的起源方面，唯理论者虽然不都否认认识有经验的来源，但却都认为关于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关于实体的认识，是起源于理性自身的。经验论关于认识起源于经验的原则，则被洛克、休谟作了系统的论证，并具有雄厚的近代科学根据和常识基础。所以，在经验论和唯理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论战后，在认识的起源上，可以说经验论是占了上风的。（2）在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方面，作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派发展的最后代表，休谟和莱布尼茨共同认为，从经验事实出发，用归纳的方法不可能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也不可能把握实在。他们二人的差别在于：休谟除承认数学等知识的必然性外，认为我们不可能获得其他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不可能揭示实在；莱布尼茨则相反，他认为理性自身可以提供关于实在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在休谟看来，思想不过是方便地解释人类经验的一个实用的工具而已；它没有任何客观的或形而上学的确实性。在莱布尼茨看来，思想普遍地制定立法，它揭示出永久可能是事物的广大的宇宙；它可以在一切经验之先决定那个经验必须符合的根本条件。”这样，就涉及到了第三个方面，即（3）认识的途径和方法方面。在这个方面，经验论者虽然也强调经验范围内的理性推理，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理性思维的本质和地位，他们的理性推理仍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所以，从整体上说，经验论者只执着于感觉经验，这是他们大都不承认任何条件下的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原因。唯理论者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也承认感性认识，但他们认为要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只能通过理性自身；所以，从整体上说，唯理论者只执着于理性认识。从这三个方面争论的结果看，经验论者正确地指出了认识的起源，但在说明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方面束手无策；唯理论者正确地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起源于理性，但又无力解决认识的起源问题。因此，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局限性“似乎”都在于在认识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各执一端。因此，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就成了康德当时所要解决的重要的认识论问题。
其次是本体论问题，即形而上学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的问题是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论上的争论引发出来的。近代早期哲学之所以各执一端，没能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这不仅是由于这个问题自身的难度太大，而且是由于唯理论者执着于形而上学的认识对象所致。因为唯理论者所说的普遍必然性知识，在最高层次上是全宇宙的最广大的普遍性和最严格的必然性的知识，他们所追求的确定性是绝对的确定性，他们要揭示的实在是终极的实在，这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经验，所以从经验出发，用归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这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的知识，不能揭示终极的实在。现在，在认识的起源方面既然经验论占了上风，则形而上学就受到了威胁，旧形而上学的意义就确立不起来。这样，是顺着经验论否定旧形而上学，或顺着唯理论仍独断地并且原封不动地坚持旧形而上学，还是在新的意义下挽救形而上学，就成了摆在康德面前的又一重大的哲学问题。其次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近代唯理论对人类理性的自信，对人在完成形而上学的任务、实现形而上学的意义中理性的地位的客观揭示，对康德思考形而上学问题作了某种有意义的启示。
最后是人的自由、道德问题。这个问题与康德受卢梭思想影响密切相关。和18世纪法国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一样，卢梭的思想也是反封建意识形态的，并为法国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卢梭在反封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人权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但和18世纪法国其他启蒙思想家乃至霍布斯、洛克等人不同，卢梭对其他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说”持批判态度，并不认为“人类是由开明的自利思想和对个人利益的精明计算而被引向合作的”。人只有在社会之中才成为人，才有个性、自由、自利、对条约的尊重等等的能力。社会只是“公意”的体现，政治、法律、权力都隶属于“公意”。“公意”代表社会幸福，它本身就是公理的标准。他指出，普通人是人数最多的阶层，他们构成了人类，最能体现“公意”，所以“公意”是公理的标准就意味着大多数普通人永远是正确的。在社会中，人们服从“公意”仅仅是服从自己，这就是自由。所以，“人类在社会中首先得到的是法律规定的个人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道义权利，而不仅仅是‘天赋自由’；所谓‘天赋自由’，用形象的话来说，也许可以说是属于孤单的动物的”。卢梭的这些理论对康德影响很大，甚至改变了康德哲学的研究重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不断地要求前进，有所发明才快乐。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这就是使人的生命有其真正尊严的，我就轻视无知的群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点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劳动者之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因此，康德便把“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即自由、道德性等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这种情况对康德在新的意义下重建形而上学起了重要作用。
（二）康德解决所面临的哲学问题的思路
康德虽然面临着三个哲学问题，他也竭力要同时解决这三个哲学问题，但他最根本的哲学意图只有一个；挽救形而上学，挽救形而上学的科学地位，或者不如说，在新的意义下重建形而上学。
针对形而上学的危机，特别是休谟怀疑论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威胁和否定，他指出，休谟的因果性理论把传统所谓的“客观必然性”证明为一种“来自观察的心理习惯”，“……这就等于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他承认，休谟的揭示“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但他反对因噎废食的办法，主张“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这种“形而上学不仅整个必须是科学，而且在它的每一部分上也都必须是科学”。这科学不是或然的，而是普遍必然的。所以，他把他的作为《纯粹理性批判》预备课的、以纲要形式讨论自然形而上学的著作，称为《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在康德的形而上学观中，“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应该有形而上学，而在于人们是否应该有好的形而上学”。
康德“挽救形而上学”的意图是全面的，即他既要保留形而上学的“求真”意义，也要保留形而上学的“求善”意义。一方面，康德坚持形而上学是追求真理的，是一种科学知识的体系，可以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为此，康德要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第一个哲学问题，即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没有被休谟破坏掉的莱布尼茨的纯粹理性抢救出来”。另一方面，他坚持哲学是一种至高的价值追求，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是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不过，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挽救是在转换了的、新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进行的。
那么，如何挽救形而上学呢？
从“求真”方面说，康德首先面对的是近代早期哲学的认识论。他指出，经验论者认为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性，并认为经验方法达不到任何普遍必然性，这是对的；但是，休谟的经验论却只看到经验、感性的这种局限性并心甘情愿地局限于其中，以此来否定知识的确定性，陷入怀疑论则是不能接受的。
唯理论认为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能来自经验而只能来自理性，这也是对的；但是，唯理论者主张理性知识不依赖经验，是“自明的”和靠逻辑证明的，并且可以超越经验，而且只承认自己的学说是真理，实际是一种“独断论”。康德认为，“独断论”和“怀疑论”其根源是相通的，即在未预先研究理性能力的情况下假定理性是超越经验范围的，从而导致要么滥用理性，要么放弃理性。为了避免“独断论”和“怀疑论”，康德发起一场思维革命，即预先研究人类理性能力，以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批判”为基础来建立新哲学，这就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批判哲学”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就是要寻找或判定在人类认识能力和理性能力中有什么是先天的、普遍必然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条件、范围和界限。康德称自己的批判方法为“先验的方法”，所以他的哲学又称为“先验哲学”。
康德通过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批判，“判定”人类理性中有一种先天的、在任何经验之前的认识形式或思维形式。这样，康德就为克服早期唯理论（理性）和经验论（感性）相结合的困难做了第一件事：即把认识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认为内容是经验的，形式是先天的，思维属于先天的认识形式，它们是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条件，也是科学知识可能的条件，正是思维形式使来自感性的经验内容具有包括必然因果性在内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样，康德就把尚未被休谟破坏掉的纯粹理性“抢救出来”了，保证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此外，康德还做了第二件事来解决理性和感性的结合问题。即为了克服理性因其只以实体、实在自身为对象，因而无法与感性相结合的困难，“他也从休谟那里接受了另一个信念；其中的理性成分是属于综合性的。因此，作为认识的基础的种种原则，既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也没有绝对的权威。它们被归之于人类的理性，可以用事实验证；它们是感官经验的条件，是我们对外观的认识的条件；但不适用于发现终极的实在；它们在经验的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在构造一种关于事物本身的形而上学理论时，是无用的。康德的唯理论接受先验性，但它只能证明这种先验性不过是与人类的经验相对而言”。所以康德对莱布尼茨的纯粹理性的挽救，只是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这样，康德就在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在保证形而上学的“求真”的同时，把旧形而上学的对象逐出了科学认识之外。
康德虽然把旧形而上学的对象即本体逐出了科学认识的范围，但并不是为了放弃本体论。他认为，科学认识的领域仅仅是个“求真”的领域，而不是“求善”的领域，“求善”的领域是一个以本体为信念的领域。因此，他把“求真”与“求善”分开了。
从“求善”方面说，“批判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原则依然得到了贯彻。康德也是从理性自身出发的，它是要发现与制定先天的道德规律，并且要寻找道德规律的根据，用道德规律规定道德对象和实现道德对象。正是在实现道德的最高对象时，康德引入了旧形而上学的本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