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求善”的问题即道德哲学时，康德吸收了卢梭的一系列思想。例如，自由是服从“公意”的思想，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的思想，而且“卢梭和康德都否认合理的自私属于高尚的道德动机，都把小心谨慎排除于美德的名称之外”，尤其是在处理“求真”（科学）与“求善”（道德、信仰）的关系问题时，康德也受到了卢梭的启示。“康德承认，是卢梭首先向他揭示出，善良意志与科学探索相比具有更优越的价值；而康德的哲学如果不说是信仰的新时代的开端，至少是开始在以科学为一方同以宗教与道德为另一方之间作出新的划分……科学的范围必须审慎地限于现象世界；在这一限度内，科学不致对心灵的真理，对宗教和对道德法则造成损害。”当然，康德对卢梭思想的吸收是经过改造后的吸收，而且，康德的道德思想和卢梭的道德思想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异。（1）康德尽管和卢梭一样认为善良意志比科学探索具有更优越的价值，但康德仍然是重视科学的。而卢梭则对科学持批判态度。（2）正因为卢梭对科学持批判态度，所以他对理性也持批判态度，他推崇的是感性的伦理思想，他的一切道德观念都侧重普通人的感情的价值；康德的道德则诉诸理性，他直接从理性出发来建立自己的道德学说，确定人的道德。（3）卢梭讨论自由是出于按照社会契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要求；康德讨论自由，则是为了人在自然中超越自然的必然性而自由选择行为，以达到行为的道德性。
总之，康德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哲学，或者说面对时代为自己提供的哲学素材以及时代向自己提出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紧紧围绕“挽救形而上学”这一根本哲学目的，形成了自己重建形而上学问题的新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康德才寻找到了一个新基础，并在新的基础上（或新的意义上）重建了形而上学。
二、在人类学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
哲学人类学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哲学流派，其渊源包含在18世纪的“人学”中，而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则是其中的一分子。康德正是在人类普遍的纯粹理性的基础上来探讨哲学问题，建构形而上学的。
（一）新旧形而上学的不同基础
康德之所以能实现形而上学意义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转换，其关键在于他为自己的新形而上学寻找到了不同于原来的旧形而上学的基础。旧形而上学的基础是认识论，而他的新形而上学的基础则是人类学。
我们知道，旧形而上学的意义是广义的以“求真”为基础的“求真”与“求善”的统一。只有完成了“求真”任务，才能填补现象与本体的鸿沟，才能沟通感性的人和理性的人，人才能追求到“至真”、“至善”，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才能被证实，旧形而上学才能有稳固的基础，旧形而上学的意义才得以实现。所以，认识本体，求得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确定的知识体系是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也可以说是支撑形而上学大厦的基础。所以，形而上学的意义在古代一确立，近代形而上学家都集中精力探讨认识论问题，从认识论出发来构造哲学体系，甚至连全力批判形而上学理论的休谟也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模式，他的“人的科学”也还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长期以来，旧形而上学解决认识论的典型方法是：在承认现象和本体、感性的人和理性的人的二元对立的前提下，直接用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去认识本体。然而，这样并没有解决现象与本体、感性的人（人的感性）和理性的人（人的理性）的二元对立以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实验科学和经验论哲学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从感性开始，从经验出发，而来自感性、经验的认识不可能确定地认识本体，因此，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唯理论）便陷入了困境，旧形而上学因没有稳固的基础而面临危机。
对此，康德从批判理性出发，置换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唯理论客观揭示了人的理性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虽然唯理论自身困难重重，并受到经验论的激烈攻击，但在“人的理性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一点上还是启发了康德。康德比唯理论更进一步，他不是把理性作为达到本体、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手段，而是对人类理性自身作批判考察。因此，他不是从认识论出发来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其思维轴心不是客观的认识对象；而是从对人类理性的批判考察出发来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其思维轴心是主体自身。他把自己的这一思维重点的置换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不错，它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意义的确相当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把对人类理性自身的批判考察作为形而上学的任务，这终于使他把自己的形而上学奠定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康德形而上学的人类学基础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康德把人作为他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作为沟通他的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桥梁。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康德那里，现象和本体仍然属于两个领域，现象领域是个“求真”的领域，本体领域是个“求善”的领域。同样地，他认为人也分为感性的方面和理性的方面，感性的人属于现象领域，理性的人属于本体领域。但是，在康德的哲学中，人构成了现象和本体的共同基础。感性的人和理性的人属于同一主体，现象的世界作为认识对象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的，其规律源于人这一能动的主体；本体的世界作为道德对象也是由主体的能动性建立的，其规律也源于人这一能动的主体。因此，人是现象与本体的真正沟通者，因而也构成了康德哲学（形而上学）的真正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康德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并建构了完整的体系，实现了形而上学意义的转换。
第二，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应研究人，研究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有研究认识论的部分，也有研究道德论的部分。在研究认识论的部分中，康德批判地考察了以往的形而上学，指出以往形而上学的作为对象的存在实际是现象，所以，“ontos”实际是现象领域中的一个“范畴”。同时，他把以往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中不自觉地对人的考察置换成自觉地对人的考察。当他从他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部分进入到道德论的部分时，他坚持道德论的部分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部分。这里又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康德意识到，以往形而上学中讨论的很多问题，诸如感性、理智、理性、知、情、意等等都是属于人的，因此，形而上学也应通过人并为人而设立，它应直接以人为对象，以人类学为基础，对一切人都有用。其次，康德对人、人的本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我们不应当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理解人，例如像休谟所作的那样。在休谟那里，人的知、情、意皆以知即认识论为基础，而感觉印象又构成了认识论的基础，这样，人尽管有情感与道德，它仍被自然主义地理解着，它与动物没有本质区别，自由在人那里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实际上在人那里，一切都仍然是必然的。而在康德看来，人不仅是手段，而且自身就是目的；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首先是实践理性，所以人是精神的道德主体；作为道德主体，它有着绝对的自由（自律），因而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后，康德认为，真正的本体领域应该是关于道德的人的领域，以往形而上学所说的本体只是现象。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不是宗教教义，不是对真理的认识论，而是一个讲“良心”和“绝对命令”的“应当”的体系。因此，他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论部分的研究就是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寻找真正的本体，通过考察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确立新的意义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二）新基础上的形而上学
康德指出，旧的形而上学自称为“科学”或“科学之科学”，力图认识自在之物（宇宙、精神、上帝）的本质，证明自在之物本质的可知性，实际上是一种“独断的”形而上学，它与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系，犹如炼金术和化学，占星术和天文学的关系。康德谦虚地认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尚属“未来的形而上学”，而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只可以说是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导论”。但是，由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规划了这门学问的整个计划，不仅有关它的界限，而且有关它整个内部的结构”，甚至“形而上学体系的完整轮廓”，所以实际上，康德的形而上学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应该理解成就是他所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
1．新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康德认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超验的自在之物（宇宙、精神、上帝）的本质，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内在的形而上学，即它的对象是内在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是人类理性自身的纯粹的原理，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人类理性（纯粹理性）可以有理论方面的运用，也可以有实践方面的运用。从人类理性（纯粹理性）的理论方面的运用来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科学知识、认识可能的先天形式，如空间、时间、范畴等先天形式及其原理，它们先于经验且仅对经验有效；因其是科学知识、认识可能的先天形式，所以自然具有真的含义。从人类理性（纯粹理性）的实践方面的运用来说，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先天的道德规律，是内在于人心中的使先天道德规律成为可能和保证最高道德对象及理想可以成立的理念（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因其是道德规律的根据和最高道德对象及理想的条件，所以自然具有善的含义。这样，康德就在人类理性之内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的对象，而且保留了形而上学的真与善的意义。只是在康德这里，善不是关于真的知识，美德就是知识的等号被取消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也随之被取消了，知识不是因可以为我们带来利益就成为善的，善本身最终是由先天的道德规律决定的，它本身不计功利，不计效果，真和善是人类理性的不同运用，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过康德认为，经验的对象虽然只有现象的价值，但同时必须以物自体作为它们的基础，“这样一切超感性的东西才不能被认为是虚构的，它们的概念也才不能被认为是都缺乏内容的”。
形而上学的对象规定着形而上学的任务，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现在已是人类理性自身的纯粹原理、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那么，形而上学的任务便是发现这些原理和规律；同时，由于人类理性自身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既有运用于理论、认识方面的，又有运用于实践、道德方面的，所以，发现这些原理和规律就具有某种“求真”和“求善”的意义了。只是在康德这里这种“求真”和“求善”的意义属于不同的领域，一个是经验、现象领域，一个是道德、本体领域，一个领域任务的完成不等于另一个领域的任务的完成。康德实际上认为，如果发现了这些原理和规律，即完成了形而上学的任务，形而上学也就成为科学了。因为他说：“……在这里，理性知识的源泉不是在对象和对象的直观里（通过对象和对象的直观不会增加更多的东西），而是在理性本身里，并且当理性全面地，以不容有丝毫误解的确定程度把自己的能力的基本原则摆出来之后，纯粹理性就无需先天认识，也无需提出问题了。”这样，“形而上学能够达到不可能再有什么改变，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增加进来的这样一种完满、稳定的状态”，从而“……使理性第一次地得到持久性的满足”。
实际上，在康德所解决的形而上学任务中，既有发现人类理性的纯粹原理、永恒规律这一根本任务，从而完成旧形而上学所提出的“求真”与“求善”的任务，实现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和道德性；同时又有另一个任务，即近代哲学认识论中的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任务。如前所述，康德是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他分别地既在认识的领域中解决这个问题，又在道德的领域中解决这个问题。
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的任务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实现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既受形而上学对象的规定，又受形而上学任务的制约。由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人类理性先天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它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先天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所以，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就是康德所称的“先验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就是康德所谓的“批判哲学”的方法。
康德的先验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人类理性的考察发现先天的纯粹原理和永恒规律。在人类理性的理论运用（即理论理性）的批判中，寻找和判定在经验之前并仅对经验有效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因素，考察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条件、范围和界限，一般地也就考察了人类认识的来源、基础、范围和界限。这种考察的结果便形成了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形成了康德的感性世界和康德关于感性世界的科学知识。在人类理性的实践运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寻找和判定先天的道德规律，以及道德规律的根据和最高道德对象和道德理想成立的条件，考察道德规律的适用对象，道德理想的作用等。这种考察的结果便形成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了康德的道德世界和康德关于道德世界的伦理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