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验唯心主义哲学中，谢林依据绝对同一原则，具体展开了从主体到客体，从理智到自然的过程。实际上，他在先验唯心主义哲学中，根据他所理解的人的三种精神活动（认识能力、欲望能力和艺术能力），展示了与他所理解的这三种精神活动相对应的自我意识的三个发展阶段，最后形成为表现自我意识连续进展历史的四种哲学，即“理论哲学”、“实践哲学”、“自然目的论哲学”和“美学”。
第一，理论哲学。理论哲学研究从事认识的理智，亦即理论的自我，它要引申出自然界，表明表象和客体的一致。其实谢林在这里研究了（狭义的）认识活动。谢林认为，理论的自我即认识的理智要经过三个基本阶段：（1）感觉，（2）创造的直观，（3）反思。在“感觉”阶段，感觉仿佛是外在的物自体引起的，这时自我意识是被动的，还没有产生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在“创造的直观”的阶段产生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出现了“我觉”（自我意识）和“知觉的客体”（外物），这时，主体和客体处在外在的对立状态，自我意识处在无意识的活动中；在反思阶段，通过对直观进行反思这一抽象活动，自我意识已意识到客体是它自己所产生的，于是主体和客体达到了一致。
谢林认为，理论的自我所从事的认识活动是必然的、非任意的活动，而实践的自我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则是自由的、任意的活动。当理论的自我发展到反思活动时，自我发现对象是自己产生的，便从对象中解放出来达到了自由，于是理论的自我就转化为实践的自我。
第二，实践哲学。实践哲学要研究的自我即从事实践活动的理智，实践的自我要使客体服从自己，有意识地创造一个道德世界（历史）。这个世界同自然界一样具有实在性。
实践是主体使客体服从自己的活动，主体在这种活动中具有自由和意识。然而，谢林与康德和费希特不同，认为实践的自我的自由必须与必然联系起来进行理解。他指出，意志要想有自由必须具有自己的原则，首先是以普遍的欲望为根据的道德命令即“应当”，这个“应当”是超越个别意志，在个别意志之外的力量。每一个别意志一开始便面临着既成的道德世界、道德理想，这个既成的道德世界、道德理想存在于具有不同目的的个别意志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所以，个别意志一开始就必然为外界所决定，它在道德上的“自由”追求离不开既成的必然性，否则它就会归于失败。
这种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更典型地表现在人类历史中。从一个层面上看，历史是无数个体的无规律的、有意识的自由表演过程，每个个体都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打算自由地行动；从另一个层面看，历史是由人的族类构成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实现理想和最终目标的无限进步的过程。第二个层面在谢林那里是处于更深层次的、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所以在他那里，历史的进步是这样实现的：每一个体皆按照自己的目的自由地表演，结果却导致了往往是出于大多数个体意料之外的合乎理性的、协调一致的东西，个体的无规律的分散目标被客观地引到了一个共同目标上。
总之，在道德世界中，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谢林都看到了不能离开必然谈自由，认为“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并且注意到了个体的自由行动具有任意性，在道德世界中，在历史中还有某种决定个体意志，不管个体自由的客观的、共同的东西，即规律。这些都是谢林高明的地方。但是，除了个体的带有任意性的自由外，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及它与必然性有什么关系，谢林没有解决。他认为，在道德世界中，真正的自由的问题是人类本质中最深刻的谜；在人类历史中自由与必然，有意识的东西与无意识的东西之间的和谐来源于绝对，因为绝对就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绝对同一，谢林甚至赞美它为“历史中的上帝”，认为它不是意识或知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
第三，自然目的论哲学。自然目的论哲学是作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统一而提出的。在谢林看来，在认识阶段和在实践阶段，自我的发展都是以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它们执着于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差别，因此，自我在这些阶段无法达到“绝对的同一”。自然目的论哲学则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结合起来，凭借其“理性的直观”而超越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达到它们的同一。谢林认为，理智的直观是一种唯有天才哲学家方可达到的精神艺术感，在理智的直观中，自我同时产生自己和对象，因而自己与对象是同一的，“……无意识的精神则客观化于世界之中并人格化于自我之中”。
第四，艺术哲学。谢林认为，在艺术哲学中，通过审美的直观，方可以达到彻底的、最终的“绝对同一”。他论证道：在理智的直观中，尽管被直观者由直观者所产生，而且二者是同一的，但这时毕竟还存在着直观者和被直观者，主体和客体的某种差别，所以在理智的直观中对绝对同一的回复还不是完全的，只有在审美的直观中，通过想像力的审美活动，才可以在艺术品中达到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等的绝对和谐和绝对同一。因此，艺术哲学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谢林对艺术推崇备至，认为“哲学工具的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顶石乃是艺术哲学”。实际上，他把艺术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将其神秘化了。
（二）“同一哲学”体系对形而上学的初步复辟谢林和费希特一样，其哲学表现了旧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初步复辟。他们两人的哲学共同为黑格尔哲学胜利地和富有内容地复辟旧的、特别是17世纪的形而上学作了准备。如果说费希特主张主观唯心主义，在本体的意义上更接近于巴克莱哲学的话，那么，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则更接近于斯宾诺莎的哲学，他的“绝对同一”直接就是对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复活。所以谢林的同一哲学在复辟17世纪形而上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直接。
第一，从对象上说，谢林哲学的对象是绝对同一。和费希特的知识学（哲学）对象相比较，谢林哲学的对象是对费希特的实体对象的直接否定，它超越了费希特的自我，把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变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和康德形而上学的对象相比较，它把康德的处在彼岸世界的实体对象拉到此岸世界来，一方面否定了康德的二元论，用绝对同一这一客观宇宙精神作为形而上学的惟一对象，彻底化了康德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另一方面把康德的认识对象由现象变换为本体，因而从对象的角度把形而上学的意义从康德的时代变换到了17世纪，特别是变换到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的对象相比较，一方面，谢林形而上学的实体对象是对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的实体的复辟，这两个实体都是超验的形而上学对象，都具有思维和存在两个方面，即先天地包含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典型的前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求真对象。另一方面，虽然谢林的形而上学实体对象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实体对象都包含了思维和存在两个方面，但是首先，斯宾诺莎的实体又叫自然，斯宾诺莎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而谢林的实体则是理性，是客观的宇宙精神，谢林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其次，斯宾诺莎依据实体建立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体系时，所用的方法是唯理论的方法，历史和实践被排斥在方法之外，谢林依据实体所建立的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体系所采用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并把历史和实践引入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统观谢林对绝对同一及同一哲学体系的阐述，通过对谢林的形而上学对象与费希特、康德、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对象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谢林的实体学说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复辟体现在三个方面，而实体学说的复辟是形而上学这门学科复辟的关键。首先，绝对同一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一个实体对象，它是一切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基础和根源，一切有限的事物都是绝对同一的某种存在形式。其次，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真的对象，由于这个对象是本体而不是现象，所以，绝对同一作为真的对象是绝对确定的知识对象。谢林曾明确表示，同一律是绝对同一的最高规律，这个规律作为绝对同一的最高规律，既是绝对同一存在（本体）的规律，也是绝对同一知识（认识）的表现形式。同时，绝对同一作为上帝也是善的对象。再次，形而上学的对象及由此对象规定的知识性质表明了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地位。谢林在展开绝对同一，以便在本体论上说明宇宙的基础，在认识论上提供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最高根据时，分别通过自然哲学和先验唯心主义哲学，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纳入自己的同一哲学体系，让同一哲学同时从本体论上和认识论上去说明它们，从而使形而上学（哲学）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维持着“科学的女王”的崇高地位。
第二，谢林确定了同一哲学的实体对象，主张这一对象是真（及善）的对象，而且是绝对知识的对象，因此，同一哲学的任务就应该是求真（同时达到求善），并且是对实体的求真，即认识本体，用本体的知识来说明世界万事万物。谢林在确定同一哲学对象，以及根据同一哲学的对象来确定同一哲学的任务时，都紧紧围绕“求真”这一主题。在他看来，“一切知识都以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为基础……真理普遍认定是在于表象同其对象的一致”。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1）“表象何以能绝对地同完全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对象的一致”；（2）“某一客观的东西如何会因一种单纯思想的东西而改变，以致与之完全一致起来”。换言之，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表象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自我与自然等等的一致。只是这个任务在谢林那里被划分为两个任务，前一个任务是从认识的角度来说的，暗含着是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说的，这个任务的完成可以提供真理和理论的确定性；后一个任务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暗含着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说的，这个任务的完成可以得到客观实在性和实践的确定性。在谢林看来，在一个哲学体系中，这两个任务应该同时得到完成。所以，哲学的最高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如何能把表象认做是以对象为准的同时又把对象认做是以表象为准的”。这样，哲学的任务就是从认识和实践两个角度来说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在谢林的哲学中，说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同一的过程，既是实体展开自己，说明世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也是关于实体、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的形成过程。
谢林在确定同一哲学的认识任务的同时，首先预设了世界的可知性，同时也为世界的可知性提供了条件。他指出，在认识任务中，为了得到理论的确定性，表象就得与对象一致，这样就会丧失实践的确定性（因为实践要求的是对象与我们的表象的一致，要求对象服从于表象）；在实践的任务中，为了得到实践的确定性，对象就要与我们的表象一致，这样就会丧失理论的确定性（因为理论要求的是表象必须与对象的一致，要求对象支配表象）。现在，哲学的最高任务既然是同时完成两种任务，即“如何能把表象认做是以对象为准的同时又把对象认做是以表象为准的”，那就必须考虑如何把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在同一哲学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中，暗含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哲学观点；而且谢林和费希特一样，敏锐地看到了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对立，所以他也看到了这两个哲学任务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发现要同时完成这两个哲学任务，既不能从“物自体”出发，也不能从“自我”出发；所以，谢林否定了物自体和自我的最高实体地位，提出以理性的绝对同一作为哲学的最高实体。在他那里，绝对同一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等等的绝对无差别，差别只是作为量的差别存在于有限的事物中，而且众多有限事物中的量的差别从总体上看仍是无差别的，因此，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等等在绝对实体中是同一的，绝对实体本身就内在包含了世界的可知性，内在地包含了获得绝对知识的可能性。
第三，谢林在前康德的意义上确定了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之后，在方法论上则像费希特一样，引入了新的方法，即辩证法；而且他以辩证法为基础，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一致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