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动的推动者的证明：世界上每个事物的运动都是由于其他事物的推动，而这后一事物又需要其他事物来推动，因而必须有某种不被推动却能推动的东西，来作为这个连动系列的终点。这个不动的推动者就是上帝。
2．“第一原因”的证明：世界上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结果，都必须以其他事物为原因，而这个作为原因的事物又是其他原因的结果，因而必需有某种本身不需要原因的“第一原因”，否则在因果序列上就会陷入无穷追溯的困境。这个“第一原因”就是上帝。
3．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证明：世界上的每个个别事物的存在都只是偶然的或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都必须有其他事物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或根据，因而必须有某种绝对必然的存在，作为一切偶然的或可能的东西的根据，否则又会陷入无穷追溯的困境。这个绝对必然的存在物就是上帝。
4．“事物等级的证明”：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完善性，形成一个逐渐上升的序列，在这个序列的顶点必定有某个作为世界上一切完善事物的原因的最完善的东西（第一原因），这个最完善的存在物就是上帝。
5．目的因的证明：世界上许多无生物都在完成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必然存在于它们之外，因为只有有生物能有一个内在的目的；因而在世界之外必定有一个最高的智慧存在，它制定的目的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事物，以及整个合目的性的世界本身正在完成和一定要完成的最终目的。这个最高的智慧就是上帝。
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后天证明，前三个属于所谓宇宙论的证明，后两个主要是目的论的证明，其证明主要利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料，这些证明和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一样，对后世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唯理论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实在论与唯名论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观点
唯名论和实在论是因对一般与个别的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在经院哲学内部形成的哲学派别。实在论是经院哲学中的正统派，它认为一般或共相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而且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因而比个别事物更根本、更实在。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正的客观实在，一般或共相仅仅是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称”、“概念”、“符号”，甚至是一种声音。
安瑟伦是个极端的实在论者，他指出一般概念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而且是先于并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实体。他正是由此出发而提出他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与其相反，洛色林（Roscelin约1045—1112年）则是个极端的唯名论者，他被认为是唯名论的创始人。在他看来，只有个别事物才是客观实在的东西；所谓一般或共相只是代表个别事物的空洞的“记号”、“词”、“名称”，既不是客观的实在，也不是存在于思维中的概念。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年）提出的“概念论”则具有中和实在论和唯名论的性质，所以他被称之为“中间学派”的创始人。根据他的概念论，一般或共相并不是空洞的词或声音，而是有一定思想内容的词；这个思想内容是人类思维通过抽象而形成的许多个别事物的某种相似性或共同的概念，而词则是用以表达或标志这类概念的。
他对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解释显然比安瑟伦和洛色林更合理一些，但他的看法是混乱的，因为他认为一般概念虽然以个别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为依据，但这种相似性或共同性在每一个别事物中都完全是个体化了的，因此客观上并不存在与我们的思维中的一般概念相符合的一般。这样，一般实际上就不存在了。
托马斯属于温和的实在论者，他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看法是以他所利用的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的学说为基础的。他认为，一切有形物都由形式与质料组合而成，形式是现实，是能动的，质料是潜能，是被动的，并且“存在于物质中的形式是从无物质的形式中产生的”。所谓无物质的形式，首先就是上帝，以及由上帝创造的天使、人的灵魂等精神实体。在他看来，所谓一般或共相就是形式，它有三种存在方式：（1）作为上帝创造物的原型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于上帝的理性中；（2）作为事物的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中；（3）作为从个别事物中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于人的理性中。不能否认，托马斯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还是有一定见地的，只是他这里的一些合理思想是围绕神学而展开的，因为他认为个别事物中的一般并非为个别事物本身所固有，而是上帝将其藏于个别事物之中并决定个别事物本质的“特殊实体”。
托马斯的思想使实在论在反唯名论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到了经院哲学发展的晚期，由于市民阶级的成长，由于实验自然科学的兴起，从13世纪开始，唯名论先后在英国、法国复兴并发展起来，主要代表如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和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唯名论这时的重要特征是：力求在承认上帝创世的前提下，坚持物质实体的实在性和永恒性，认为物质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和基础。在一般与个别及其关系的问题上，它认为一般不可能是先于并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东西，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独立存在的，一般只是作为概念或心外事物的“符号而存在于心灵或语词中”。因此，它认为哲学和科学与以信仰为原则的神学不同，它们以自然为对象，以经验为基础，一切超验的问题都不过是信仰的问题。这表明：哲学在中世纪神学的长期统治下，正在逐渐地独立出来，走向近代哲学，形而上学也由古代的意义确立时期走向近代的意义危机、意义转换和意义复辟时期。
第四节简短的评语
形而上学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那里形成了，中世纪哲学对形而上学的对象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这样形而上学从对象、任务、方法三个方面被确立起来，得到重点阐述的是它的本体论即存在论部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确立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史上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正如海德格尔所评论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形而上学，“以各式各样的偏离和‘润色’一直保持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中”。
海德格尔肯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史上的统治地位，主要不是为了赞扬这种形而上学，而是为了指出它的不足和矛盾。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不足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种形而上学，特别是它的本体论（存在论）耽搁了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其实，“存在”（“在”，Sein）和“存在者”（“在者”，dasSeind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存在”是存在物的显现，在场，不是具体的、现成的存在物；“存在者”则是指已有的存在物，既包括一切已经显示其存在的现实的存在物，也包括仅仅是观念中的事物和现象。虽然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但没有存在，则没有存在者，存在比存在者更基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把对存在者的研究当做对存在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在混淆本末的基础上的舍本求末的作法。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比存在者更基本，只有它才具有本体地位，而在一切存在者之中，只有人才能提出存在问题，追问和揭示存在的意义，所以，人的存在即他所谓的此在才是追问存在意义的最本己的概念，因而也是真正的本体。这种此在的本体论亦即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是早期海德格尔建构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尽管他对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第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把对存在的追问归结到对存在者及其本质的揭示，由于存在与存在者的本末关系，所以它不能真正揭示存在。这种形而上学把“存在”（实为“存在物”）当做最普遍的、不可定义的、自明的概念，其实是在没有了解存在物究竟如何存在的情况下就肯定了它们的存在，并将其本质当做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加以揭示。因此，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武断的形而上学。第三，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失去了真正的存在，亦即失去了它的“根”，这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无根的本体论”，而造成这种无“根”的本体论的原因，在于这种形而上学或采取了以观念、思维为起点的研究方法，或采取了从自然、世界出发的研究方法，而观念、思维、自然、世界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所以，他主张用新的现象学的方法来建立新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他和胡塞尔（E.Huss erl）一样，认为现象也就是人的先验意识现象，它背后没有什么与现象不同的本质，现象本身就是本质。他和胡塞尔不一样，他认为现象学的方法不是一种具有认识论、知识论意义的方法，而是本体论、存在论化了的方法，是直接显示，澄明存在的意识结构的方法。
海德格尔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及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不足与矛盾的揭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就第一点说，在对外在对象（即精神的人之外的对象）的研究中，形而上学固然有其基础地位，正如柯林伍德（R．G．Celling wood）指出：“第一科学（指第一哲学———引者）是其论题优先于任何其他科学的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在逻辑上以其为先决条件的科学，虽然在研究秩序上它出现得最晚。”但是，形而上学学科的建立，形而上学问题的提出，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意义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所以，在形而上学问题、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中，不能不充分重视人的问题的研究。形而上学意义在康德哲学中发生转换，从形而上学整体特别是它的本体论方面看，确实是向人的问题发展的。就第二点说，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整个传统形而上学）因混淆了存在与存在物，因而在不明存在物究竟怎样的情况下就肯定了它们的存在并对其加以研究，是一种武断的形而上学。这里，无论混淆了存在与存在物是否是原因之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确实是武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缺乏充分的认识论根据的情况下肯定了形而上学本体对象的存在，把形而上学建立在两个预设的基础上，并将其当做具有绝对确定知识的“科学之科学”。这种“武断性”决定了它在西方近代哲学中产生危机的必然性。就第三点说，无论如何评价海德格尔本人的现象学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有缺陷的，它用理性直接把握本体并由其演绎出人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体系，是一种独断论的方法。这种“独断性”的矛盾展开正是形而上学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发生危机，导致意义转换的契机。
然而，海德格尔对旧形而上学的这种批判，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就已隐含着，甚至明确地提出来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康德关于本体和现象的区分，而海德格尔立足于“此在”探讨存在论（本体论）问题，与康德立足于人类学、立足于人的自由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本书的目的之一，正是要揭示形而上学在所面临的困境中如何第一次诱发了自身的意义转换，在康德哲学中启明了现代形而上学思想的崭新局面的。总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因其是“武断的”，所以是潜藏危机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正是为了消除这种武断性，但这种“消除”却反而以“唯理论”这种认识论上的“独断”形式出现，因而最终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危机，引起了形而上学的意义转换和随之而来的形而上学的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