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导言中所述，认识论问题在形而上学中是一个中心问题，它关系到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是否可以成立的问题，从而关系到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之科学”是否可以成立的问题。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古代形而上学那里，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现在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形而上学中，认识论问题也被推到了前台。正是近代早期的认识论在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时出现了种种困难，才一方面引起了形而上学的意义的转换（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唯理论对人的理性能力和认识能力的研究和自信，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形而上学意义转换的方向）；另一方面，引起了形而上学的复辟。
第一节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形而上学的意义在西方古代哲学中确立之后，形而上学便步入了在西方近代的发展阶段。西方近代哲学指由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开始，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结束这段时期的哲学，它可以分成早期和晚期两个部分，早期主要指16—18世纪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和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哲学，晚期主要指18世纪的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古典哲学。相对地说，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具有更典型的形而上学特征，所以在本书中，我们主要讨论它们的形而上学。
一、所谓“认识论转向”
西方近代哲学由西方古代哲学发展而来，与古代哲学相比，它所研究的主题或侧重点有所不同。古代哲学侧重于“本体论”的研究，在形而上学方面侧重于形而上学这个学科特别是它的对象的建立；近代哲学则侧重于“认识论”的研究，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围绕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才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危机，推动了形而上学意义的转换，并引起了形而上学的复辟。
近代哲学对认识论问题的重点研究一般被称为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所谓“认识论转向”，指近代哲学以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为中心，集中力量研究对世界（特别是实体）的认识理论和认识方法，研究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
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即关于实体、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体系与实体自身、世界本质的一致问题，即认识力图建立一个与实体、世界本质相一致的绝对知识体系。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对思维与存在统一问题的解决有四种观点，即经验论的观点、唯理论的观点、先验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观点。前两种观点属于近代早期的哲学观点，后两种观点属于近代晚期的哲学观点。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哲学观点，其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时，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当时自然科学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所设置的障碍。当然，当时的科学为哲学的认识理论和方法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那时科学为哲学所提供的自然观基础是一种以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为代表的力学的自然观。甚至在19世纪，“科学的主要倾向，是把动力学的实验与数学方法逐渐推广到物理学的其他学科中去，而且在可能的情形下，并应用到化学和生物学上去”。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完整的关于世界的力学图景。在牛顿所提出的这个关于世界的力学图景中，自然界本性中的力学之外的任何其他性质都被排除到自然界之外了，其中包括人的精神等一切主观因素。而那时的哲学家们则对代表当时科学最高成就的牛顿力学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深信不疑，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界就是一个机械运动的世界，它的根本性质就是广延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形状、大小、数量之类的几何性质。在这个声、色、味俱无的物质世界中，更不用说有人的主观精神因素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与精神、思维相统一的根据，没有任何能动的因素。这就为哲学家们寻求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设置了困难，对形而上学家当然也是如此，遂使形而上学家到上帝那里去寻找消解这个困难的根据。
二、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化及其对立
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使西方近代早期哲学一开始就把认识论问题放到研究的中心地位上。在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中，西方近代早期哲学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研究方向，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派别，这就是我们已提到的16世纪到18世纪主要存在于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和主要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哲学。
经验论指这样一种哲学派别：它认为一切观念和知识都起源于经验，“凡是在理智中的，没有不先在感觉中”。唯理论则是指这样一种哲学派别：它并不必然排斥感性认识，但认为从感性出发不可能获得确定的知识，可靠的知识是由理性自身提供的，理性自身可以把握实在。
西方近代早期哲学中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的分化既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的。
近代自然科学虽然为哲学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提供了可供总结的认识理论和方法理论，但由于在理论上阐述经验（实验科学）和理性（数学）有不同的着重点，所以哲学家们在总结自然科学认识理论和方法理论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时，是沿着不同的途径前进的。
我们知道，近代科学乃至一般科学都是以自然的物理客体为研究对象的，它在实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数学等方法来揭示物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虽然物理客体及其本质也包括了观察所不可及的领域，但它们仍是以经验世界的形式呈现于科学认识的。所以，物理客体就是经验对象，科学知识就是经验知识。正如丹皮尔所说：“科学也要运用理性来解决确定的谜团问题，并形成惟一可能的有限的综合和学说；但是，观察和实验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最后的裁判者。”当然，这并不排斥理性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在科学中的运用。数学方法虽然必须从观察所得的资料出发，但它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实验结果之间建立联系，并作为向导以追求新的观察发现。“现代意义的经验科学是数学方法和观察方法的成功结合”，而近代物理学则是这种成功结合的绝好例子。
当哲学家们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时，由于他们在理论上无法说明科学中理性方法和经验方法的关系，不知道经验方法何以能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特别是他们把理性方法和形而上学的追求绝对知识的信念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在经验方法和理性方法上各执一端。有些哲学家更倾向于现代科学本身，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仍抱有形而上学的信念，但更重视经验的方法，更注重经验的归纳，制订了系统的经验论和经验归纳法，从而形成了经验论学派。有些哲学家则更执着于形而上学的信念，他们坚信理性可以获得关于宇宙的绝对知识，所以更注重数学方法，制订了系统的唯理论的认识论和理性演绎法，从而形成了唯理论学派。
正如近代自然科学不仅推动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而且决定了认识论转向的方向一样，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要求也影响到了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方向，即影响了近代哲学家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逻辑以历史为前提。当近代哲学家展开自己的认识论时，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古代哲学家，特别是中世纪哲学家所讨论的本体（认识对象）。早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或者说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哲学之间，就有着本体是个别还是一般的混乱，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哲学中曾以典型而又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近代的从古代哲学中走出来的哲学家们，在表述自己的认识理论时，有些人把个别作为认识对象，认为认识必然导源于感性经验，从而走向经验论的认识论；有些人则把一般作为认识对象，认为只有超感性的理性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可靠知识，从而走向了唯理论的认识论。而这两种认识论正是康德哲学由以出发的理论前提。
唯理论的认识理论和经验论的认识理论，由于是循着不同的方向前进的，所以，尽管唯理论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经验认识和归纳方法，经验论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理性认识和演绎方法，但从根本上说，它们的认识理论是对立的。实际上，唯理论、经验论自身认识理论的发展过程，一直是与双方相互的论战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唯理论和经验论认识理论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知识的起源问题方面
唯理论者认为，知识可以有经验的起源，但由于经验的不可靠性，所以，起源于经验的知识，也是不可靠的知识；可靠的真理性的知识只能起源于理性自身，或依据理性自身的知识，通过严格的理性演绎而获得。经验论则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无论它们看起来可能离经验有多远，但归根到底还是导源于经验的。
2．在认识的途径和方法方面
唯理论和经验论从相反的（真理性）知识起源说出发，运用相反的方法，朝着相反的方向展开各自的认识过程。唯理论运用理性演绎的方法，按照从一般到个别的方向展开自己的认识，经验论则运用经验归纳的方法，按照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向展开自己的认识。
3．在认识的结果方面
不同的知识起源和相反的认识途径，造成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对认识结果的不同理解。唯理论者认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所认识的结果是普遍必然的真理，他们建立了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确定的知识体系。他们的理论是“科学”或“科学之科学”。经验论者的看法则要复杂一些。在培根和霍布斯那里，他们仍然对世界本质的可知性持有乐观态度，洛克则指出，确定的知识不能超出经验范围，超越经验的知识都是“概然性”的即不确定的知识，休谟则认为从经验出发，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确定的知识。
第二节唯理论完成形而上学任务的努力
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在近代早期哲学中集中表现为唯理论。唯理论哲学家都抱有坚定的形而上学信念，他们提出自己的认识理论，就其主观目的来说，恰恰是为了完成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从认识论上论证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使形而上学成为现实的“科学之科学”，保证形而上学的求真意义和求善意义得到实现。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唯理论哲学家没有完成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自己的认识理论倒陷入了重重困境，这种困境使他们非但没有证实，反而在客观上动摇了形而上学的意义，迫使后来的形而上学家从新的意义上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同时，形而上学认识论（唯理论）在其认识理论的系统展开中，对人的理性、人的认识能力的自信，对“理性之光”在认识实体、支撑形而上学中的作用的肯定，则又支配着后来的形而上学家实行形而上学意义转换的方向。
唯理论哲学家完成形而上学核心任务的努力，集中表现在他们系统阐述的唯理论（尽管他们也重视观察、重视实验）的认识理论中。
唯理论的认识理论，从纵向来说，经历了一个由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再到莱布尼茨的矛盾发展过程；从横向来说，重点从三个方面来完成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即：第一，在实体自身寻找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以保证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体系的客观有效性；第二，通过寻求最确定、最普遍与必然的知识以作为真理大厦的基础，作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总前提；第三，从上述前提出发，用理性演绎法建构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体系。
一、笛卡尔的认识理论
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作为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创始人，奠定了近代唯理论哲学的主要原则，为后来的唯理论提供了基础。笛卡尔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方法谈》（1631）、《第一哲学的沉思》（1641）、《哲学原理》（1641）等。
（一）用神学与科学来寻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我们说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说认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统一，否则就谈不上真理性的认识。笛卡尔作为唯理论者，认为那些最普遍、最必然的观念和原则是天赋的真理，并主张真理的标准是观念和原则自身的“清楚”和“明白”，但尽管如此，面临近代自然科学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所设置的障碍，他以及其他的唯理论者，都不能不重点考虑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作为否定经验是可靠知识来源的唯理论者，这种“考虑”只能是力图从实体自身出发对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作出某种说明。
1．上帝、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
笛卡尔从普遍怀疑来开始他对实体的研究。他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他认为，除“我在怀疑”这一当下的事实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怀疑，而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前提，因而我是存在的。由此，他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这是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
那么，“我”是什么呢？笛卡尔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换言之，“我是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于是，笛卡尔首先得到了心灵这一精神实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