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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树叶上的书
元末明初的时，有个读书人叫陶宗仪，应考进士落第，便隐居在松江一带，一面讲学，研究学问，一面种田，自食其力。在劳动中，他总是不停地思索，回味所读过的书的意思。劳动累了，他就到大树底下休息。手一停下来，他多想把思索的体会和所见所闻写下来呀！但是，当时正是兵荒马乱时节，到哪里去找纸呢？他抬头望望枝叶繁茂的大树，忽然灵机一动：唐朝不是曾有过“红叶题诗”的故事吗？我何不在树叶上试试呢？想到这里，他连忙摘下几片老树叶，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所见所闻写在上面。每写完一片树叶，就小心翼翼地放进瓦罐里。有人感到奇怪，就问他说：“宗仪，一片树叶还不如一个巴掌大，上面能写几个字呀？”
陶宗仪一面在树叶上写着字，一面不慌不忙地说：“别看树叶小，积少便成多。”
就这样，陶宗仪一直坚持写了十年，他写满字的树叶日积月累竟积攒了几十瓦罐。以后，他让学主们把瓦罐里的树叶取出来，一片一片地加以抄录整理，竟成了一部三十卷的巨着。回忆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他感慨万分，于是给这部书取名为《南村辍耕录》。
古书不标书名、作者汉以前古书多不写书名，也不标作者。《诗》、《书》、《易》、《礼》、《春秋》，书名都是后人整理时加上去的。司马迁的《史记》，是魏晋人尊称为《太史公记》的简称，司马迁在给任安的信里只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没有只字片语谈到书的名称。
因为古人写书不具名字，所以汉武帝读到与其同时在世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出现了“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笑话。《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蜀人杨得意为太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类似这样的记载，古书颇多。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秦始皇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蟠》等书，非常欣赏，道：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在秦始皇的亲信、韩非的同学李斯告诉他这是韩非的着作以后，秦始皇便急攻韩国求索韩非。
古书不写书名、作者，当然带来一些麻烦，使后人考证一本书是出于一人之手，还是弟子杂录之，颇费斟酌。所以，从汉代以后写明书名、作者的书慢慢多起来。
《论语》与《圣经》
《论语》与《圣经》一个出现在东方的中国，一个形成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对东西方的文化影响颇深。两书都形成于动荡的年代，且春秋时代与罗马时代的水准相差并不遥远，故两书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常道德，都以别人为本位。把己放在次要、从属地位；都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都承认社会上现行的私有制度和贫富现象，但常流露出一种早期的平等观念；书中的主人公既富于人情味和现实性，又是理想人格的综合，等等。但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的背景不同，两书又有许多差异，如两者的中心观念不大相同，一为“原罪”，一为“仁”。《圣经》将人们的希望引向尽善尽美的彼岸，而《论语》更注重现实世界。《圣经》中，信仰压倒一切，《论语》更强调人生的经验。《圣经》倡导一种类似禁欲主义的精神，而《论语》则以人本身为目的，主张有节制、谨慎的追求对于身心有益的乐趣。《圣经》显现着一种大起大伏、激烈冲突的色彩，《论语》则蕴含着一种中庸平和的基调。就平等观念而言，《圣经》中的平等意识较强，《论语》在平等观念之中，又掺合着大量的爱有差等一类的观念。《圣经》与《论语》
的差别，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在风格、精神方面的巨大差异。
中国历史上的禁书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但专制统治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思想禁锢。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所禁书目，数以千计。秦国是第一个推行禁书文化政策的国家，商鞅提出禁止儒家的《诗》、《书》，后来秦始皇又焚书坑儒，制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三次浩劫。西汉初期，文化政策有所宽松，西晋虽然禁止民间收藏天文图谶，但从汉至唐，统治者对禁书较少明令规定，因此促进了文化繁荣。宋代禁书范围扩大，不仅禁兵书，而且对宋人记述的史实着作查禁。
真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的是明清时期，朱元璋、朱棣对禁书工作抓得很紧，明代所禁书目范围大大扩大。因人废言，李贽迫害致死，他的着作遭到了焚毁。清代则大兴“文字狱”，进一步扼杀言论，所禁书目，涉及诗歌、小说、历史等名家图书。邹容就因为写了《革命军》而被关进监狱。乾隆朝向全国征集图书编撰《四库全书》，实际上也是“寓禁于征”。重温中国古代一部禁书史，对今人了解封建专制统治是有启迪的。
宋代曾禁苏轼、司马光、黄庭坚着作，《水浒》、《红楼梦》在当时曾数次被查禁，如明崇祯十五年频令“严禁《水浒传》”，书版均须“速行烧毁”。
清乾隆十八年，圣旨宣称《水浒》“诱人为恶”，“愚民之惑于邪教，爱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必须严禁。清代对《拍案惊奇》、《扬州十日记》、《英烈传》、《三笑姻缘》也查禁。所禁书目一类是议论朝政，如《扬州十日记》写清兵屠城，清代统治者自然大为恼火，还有一类被认为是借古讽今。清代就禁《说岳全传》。再有便是《金瓶梅》此类小说，统治者认为有伤风化。
传统启蒙读物
中国传统启蒙书籍大多文字简练，概括性强，押韵七口，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古时很受欢迎，故数量种类很多，大体上分为五类，一是综合性的，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二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如《名贤集》、《增广昔时贤文》；三是历史知识类的，如《十七史蒙求》等；四是诗歌类的，如《神童诗》、《千家诗》；五是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常识的，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此外，还有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
例如《闺训千字文》、《女四书》。
今天重新选印这类书。从积极意义上谈，有助于对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于一般社会成员，即不从事专业研究的成年人，读这类书可增加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如读《三字经》，即可大概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变迁、朝代更替；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可以陶冶性情，提高品德修养，在部分蒙学读物中讲了些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和人生哲理，诸如家庭和睦、邻里友善、待人诚实、乐于助人等；再次，可以提高文学修养和美的感受，因为这类书韵味浓郁，读来上口，听来悦耳。
但这类书中充满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说教。故不应当无分析、不加评价、甚至以直译白话文的形式出版这类书。青少年辨别力较弱，作为青少年读物，出版传统启蒙书时一定要严格选择，主要选那些知识性较强、内容比较健康的书，而且要加上必要的评点，扼要点出书中糟粕部舒，制约其消极作用。教育部门应分析、借鉴传统启蒙读物在编写方面的技巧性，以更好地促使我们把近现代以及当代的优秀人物的事迹编写成通俗易懂、青少年喜欢阅读的书籍，为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丛书起源
丛书起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种最为流行的意见，推南宋二俞编辑的《儒学警悟》为丛书之祖。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丛书之制在南北朝齐梁时代就已成熟，萧齐陆澄辑《地理书》149卷，梁代僧佑纂《法集》62卷，皆已创丛书之成法。故丛书起于南北朝齐梁时期。陆澄的《地理书》，僧佑的《法集》是最早的丛书，当无可非议。无论陆澄、任日方，还是萧子良、僧佑，他们都是当时图书编辑出版的着名活动家，这些大部头丛书的编纂问世，为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僧佑辑纂的丛书《法集》在形态上既完备，又科学。至今于丛书编辑工作仍有启发、借鉴价值。
类书起源
类书是按类采辑群书，汇编各种材料以供寻检之用的工具书，由于它不像一般字典、词典那样经常要用，人们还不太熟悉它。类书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诗文、辞藻、人物、典故、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花木、虫鱼以及其他种种事物。类书就某一事物，列举多种有关的资料，如有关的诗词、故事、传说、笔记、文章等等，集中排列，以供采择。
中国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见于着录的最早的类书是曹魏的《皇览》。魏文帝曹丕，曾令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撰集经传，分门别类地编成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皇览》原书隋唐后已失传。清人孙冯翼辑出佚文一卷还不及4000字，收入《问经堂丛书》。据《魏略》着录，《皇览》分40余部，每部有数十篇，共800万余字。《皇览》是奉命编纂，以供皇帝阅读，故称《皇览》。《皇览》是中国类书的始祖，之后，类书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发展，出现了象《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规模宏大，用处很广的大部头类书。
古代神童要读多少书
神童，任何社会里都会产生，在我国宋代，曾没有童子科的考试，年龄限在15岁以下，应试者必须熟习经史。
童子科考试的内容方式，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有记载说：“神宗元丰七年四月礼部童子科试中，年11岁的饶州朱天赐，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各五通，背全，通无一字少误。”当时左右观者达数百人，而他并无惊惧之状，因此获钦赐五经出身。阿年十月礼部的另一次考试中，又有个米天申，除诵以上六经外，还增加了《孝经》、《扬子》、《老子》三经，“凡十经，各有一百通”；另外，还有个抚州童子年十二的黄居仁，在诵经书七十五通外，又试《论语》大义三通，两人都获赐五经出身。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童子科考试主要即是背读经书，而要获得神童称号，则必须抽问哪一段即能背诵。但这些书共有多少字呢？以“七经”来说，前人的统计是：《周易》24207字，《礼记》99020字，《尚书》25800字，《毛诗》39224字，《周礼》45806字，《论语》13700字，《孟子》35410字，合为283000余字。
中国古籍书名的含义
每本书的书名都有一定含义，我国古籍书名含义颇多，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直接用着者姓名作书名，如《孟浩然集》。
2．以着者的字作书名，如《李太白文集》(李白字太白)。
3．以着者的号作书名，如欧阳修有《六一词话》(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李卓吾评水济传》(卓吾是明代李贽的号)。
4．以着者的斋室名作书名，如《小仓山房集》。清代袁枚曾给自己书斋取名为“小仓山房”。
5.以着者籍贯作书名，如柳宗元，河东人，故其集名《河东先生集》，宋代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他的集就叫《王临川集》。
6.以着者官职作书名，如唐代诗人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他的书取名《杜工部集》。
7.以着者的谥号作书名，如《欧阳文忠集》(宋代欧阳修溢号文忠)。
8.以帝王年号作书名，如《康熙字典》。
9．以朝代作书名，如《唐史》、《宋史》。
10．以书的体裁为书名，如《徐霞客游记》。
11．以涉猎的地区作书名，如《苏州府志》。
12．以撰书之地而为书名，如杜牧《樊川文集》，沈括《梦溪笔谈》。
13．以成书的时间命名，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长庆为唐穆宗年号)，再如《癸巳类稿》，《丙辰札记》。
14．以其所寄寓的情调命名，如《听雨丛谈》、《闲情偶记》。
15．以前人佳辞名句点化而来，如清袁梅有《子不语》。
16以反映学科内容作书名，如明代李时珍着《本草纲目》。
古籍版本三大系统
古籍版本的三大系统即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
凡由官方有关机构负责刊印的书，统称官刻本。在官刻本中，历史最久，也最有名的是监本，它是由封建王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即太学)负责校理刊印的，一般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而颁行全国，后唐长兴三年(932)，左宰相冯道协同李愚等奏请，由国子监祭酒田敏具体负责校理刊刻的九经，是我国最早的监本九经，这套九经在宋代称作“旧监本”或“古京本”。
凡私人出资在自己家中刊印的书称私刻本。这种刻本大都不以盈利为目的。史载五代蜀相毋昭裔为布衣时，曾向人借《文选》、《初学记》，而人多有难色。于是为相之后，首刻此二书，又刻九经、诸史等等。宋平蜀，尽取蜀书，赵匡胤看到这些书卷尾皆刻有毋氏的名字，感到不解，臣僚回答：
“此毋氏家钱自造。”说明毋昭裔所刻书，乃最早的私刻本。南宋奸相贾似道的幕僚廖莹中世缲堂所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元初相台岳氏所刻九经、三传，都是很有名的私刻本。这些书的牌记多署刻于家塾，如廖氏所刻即署为：“世邋廖氏刻梓家塾。”岳氏则署为：“相台岳氏刻梓荆家塾。”故私刻本又称家塾本。
凡书坊所刻书，皆称坊刻本。书贾刻书的目的在于出售和盈利，这是坊刻本与私刻本最大的区别。坊刻本亦多有牌记，如宋刻《周贺诗集》，即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的牌记。再如宋刻《续幽怪录》，亦有“怡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的牌记。
一般说，官家刻书财力、人力充足，校刻质量应当问题较少，但因当朝违碍回避较多，是其不足。家刻本因其多重家声，故校刻多为精良。坊刻本则较复杂，宋人叶梦得曾说：“蜀与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石林燕语》卷八)虽不可一概而论，但因坊刻的目的确实在于盈利，故其刻书希望“易成而速售”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不少书坊主人，因其结交了不少文人，刊刻精良者也确不少，如临安陈宅书籍铺就刻了不步好书。了解刻本这三大系统的基本特点，就可以取长补短，取得较好的校勘效果。
古籍的体例
古籍各有体例，我们在阅读时不能忽视。
作者：远古的书一般都不署作者的姓名，如《诗经》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无名氏所作。先秦以及后来的书名常题某子，其中一些是后人将同一学派的着作汇集到一起，署其学派代表人物的姓为书名。汉代以后，作者署姓名多了，有的连字号、籍贯、官职、封号、爵名和着作方式都标出来。如《曹子建集》署名：“魏陈思王曹植撰”，魏表示年代，陈是封地，曹植曾被封为陈王，思是他的谥号。也有的古书署别号。
书名、序和目录：古代的书名有作者自取名，也有后人将单篇汇集成册时加上去的，古人取书名，或取书中首旬二三字为书名；或依书的内容取名；或以字、号、籍贯、官爵、谥号、年代和书室等命书名。如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是他的书室名。古书的序，或写作“叙”，有作者自己写的，叫自序；也有别人作的序。古书的序原来放在书最后，两汉以后才放在着作的前面。古代的着述最早多数是单篇，当然没有什么目录，后来在编成书时，或校书后就列出目录，一般都放在书的后面。最早一书目录是《周易·十男》中的《序卦传》，汇总了六十四卦名。最早的群书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整理编制的《兵录》。
篇章：古书怎样分篇章？有的因内容不尽相同而分内外篇，有的因篇简繁多、或旨趣有别而分上下篇，还有的因为文章气势不同而分上中下三篇。
如贾谊的《过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