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言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懈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左丘明以《春秋》为提纲所作的《左传》。“说”，解释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
“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笺，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避讳：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书名甚至物名，常因避讳而改动。
其避讳涉及的范围广，种类也很多。如唐高祖名渊，有的书改陶渊明为陶泉明。又如晋简文帝母郑太后小名阿春，故改《春秋》书名为《阳秋》等等。
其采用的方法，大都以同音、同义或近音、近义的字代替，也有用缺笔画或空字的办法。
解释古籍常用方法
释：解释其义也(如刘熙的《释名》，解释名物的意义)。
传：传说往古之事，使人知也(如孔安国《尚书孔传》)。
训：顺也，顺其意以释所言之理也(如杨慎《檀弓丛训》)。
诂：训故言也，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如阮元《经籍纂诂》)。
笺：表识之也，表明古人之意或断以己意也(如程际盛《骈字分笺》)。
注：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也(如王弼《易注》)。
疏：疏解注旨而申论之(如沈重《周礼义疏》)。
解：对于难意及字句之解析(如范宁《谷梁传集解》)。
义：推阐经籍古人之说(如杜道坚《文子缵义》)。
诠：训释字义(如玄类奘《唯识三十颂诠句》)。
论：辨析古籍事理之含义(如黄宗羲《易学象数论》)。
我国古籍分类
我国现存古籍，究竟有多少？尚是一个未知数。现在仅就《中国丛书综录》要目、《四库》着录及存目书、《贩书偶记》正续篇三者合计，列一表，作为探讨之根据：
类别实数百分比易类15142．3％书类6000．94％诗类7421．16％春秋类10361．62％小学类18572．9％其他经部各类41576．5％以上经部总计990615．5％各体史书38235.99%传记29134．56%政书及时令17372．72%地方志书18352．87%其他地理书28654．48％目录金石13522．12％以上史部总计1452322．74％农家类4210．66%医家类22553．53％历算类6571.03%杂家类30414．76％类书类4520．71％小说类21363．35％释道类23383．66％其他子部各类57449％以上子部总计1704426．7％楚辞类1270．20％别集类1598625．04％总集类20763．25％诗文评类9161．43％词曲类32755．13％以上集部总计2238035．05％四部总计63853种。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
我国50多个兄弟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至今保存下来的大量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少数民族古籍范围广泛，种类繁多。它包括历史、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军事、天文、地理、历算、医药、建筑等，内容包罗万象，记载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历史、文化，描述了各民族人民的政治、经济等社会主活，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和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
少数民族古籍十分珍贵，如保存了满族入关前的大量历史资料的《满文老档》。记录了中古时期新疆历史的察合台文文献《拉西德史》，反映彝族及其周围民族关系的彝文《西南彝志》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云南楚雄州双柏县所存彝文医书，记载着370多种药方，成书年代据说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7年。藏历、傣历以及彝族的太阳历等文献资料，都反映了这些民族在古代就已掌握了相当准确的天文科学知识，佛教的大藏经在我国除汉文外，还有西夏文、藏文、蒙文、满文和傣文五种文字的不同版本，对了解佛教源流及其影响极为重要。纳西族的东巴文是当今世界上惟一保存了大批完整材料的原始象形文字，是研究文字起源和发展的珍贵资料，东巴文的《送魂经》还生动地描写了纳西族在历史上的迁徙路线、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金石铭刻及拓片，如回鹘文的《高昌馆来文》、《福乐智慧》、《乌古斯可汗传》，女真文的《女真译语》及大量金石铭刻，西夏文、突厥文、契丹文等文献，还有不少白文、方块壮字、芋卢文、于阗文、焉耆一龟兹文、粟特文等古老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
那些没有文字记载而在民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化遗产(口碑文献)，同样是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民族有文字，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文化遗产主要靠口耳相传。被誉为我国三大史诗的《格萨尔王传》(藏族)、《江格尔》(蒙古族)和《玛纳斯》(柯尔克孜族)，长达十几万行至几十万行，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也是屈指可数的。这三部史诗反映社会生活面广，记述的不单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而且是全民族的命运。这样的口头作品，其文献价值并不亚于书面古籍。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创世纪》神话，不仅反映这些民族的起源、变迁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且记录了他们祖先生产、生活和婚姻习俗方面的许多情况，是民族历史的投影。
汉文古籍文献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这些资料散见于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正史和野史，以及文人墨客的史集丛书中，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部分资料，也是民族古籍的一个组成部分。
强弩之末——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外国的石印术、铅印术陆续传入我国。到了民国时期，古籍的出版虽然延续不断，但很多方面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制作方式上以现代印制技术为主。据统计；民国初，从事雕版印刷的机构，全国有六十余家。当时北京琉璃厂的文楷斋，有刻工三四百人，写工也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小。这些出版机构，仍采用雕版印刷这种传统的制作方式，刻印了不少图书。如浙江吴兴南浔刘承斡(1882-1963)的嘉业堂，仅民国二年至七年(1913-1918)，就刻书一百多种，其中有一些清代禁书，如钱大钧的《安龙逸史》、李清的《三洹笔记》等。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曾评论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很多知识”。湖北潜江人甘鹏云(1861-1940)所刻的《崇雅堂丛书初编》，为当时着名刻工陶子麟及族人陶尧清、陶舫溪等名家镌刻。陶氏镌刻技术高超，他影刻的宋元善本，达到了维妙维肖的地步，几乎可以乱真。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木活字印本，如苏州文学山房的《江氏聚珍版丛书》，西泠印社的《蕉窗九录》、《遁庵丛编》等。
由于新技术较之雕版印刷成本低、周期短、效率高，所以民国时期出版的古籍，多数采用石印、影印、铅印等现代制作方法。特别是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现代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古籍，多为影印或铅印。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十通》、《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科》，中华书局铅印的《四部备要》、《辑佚丛刊》等大型丛书均是。《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前者收书四百八十多种，后者收书三百三十多种)成为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中的两大洪篇巨制，它们的制作和发行方式，也代表了民国期间中国古籍出版的主流。
2．丛书出版数量众多。古代辑刻丛书，起于宋代，发展于明，盛行于清。民国时期，丛书的印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共收录丛书2797种，其中民国印本就有700种左右。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古籍丛书中，每四种之中，就有一种民国编印本。
3．装订形式向平装和精装转化。民国时期采用石印、铅印或影印方式出版的古籍，由于已是双面印刷，已不适合传统的线装方式；平装或者精装逐渐取得主导地位。有趣的是，《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还先后出版了线装和精装(平装)两种版本，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需要。
至于此时期出版的一些古籍的整理本(包括点校、注释、汇编等)，则几乎全部是用石印或铅印的方式印制，以平装和精装装订成书的。
1949年以来出版的古籍
1949年以后，中国古籍图书的出版，大体可以说采取了“抢救”与“整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抢救”，是指原版书籍的复制；“整理”，则是对古籍原本进行多种形式的加工。对这项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国家十分重视，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保证了这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在“抢救”性的古籍出版上，有以下特点：
1.雕版印刷一息尚存。1958年、1959年，文物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先后雕印了《毛泽东诗词》10首和21首，有3种版本。其中广东人民出版社本还印有红、蓝、黑三种颜色的本子，极为精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也刻印了《四明丛书》、《村丛书》等较大部头的书。但从总体上看，在印刷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雕版印刷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在走向它辉煌的终点。
2．旧版刷印。民国以前许多雕版图书的书版，特别是清末官书局刻书版片，不少就近收藏在各地图书馆或博物馆，有的几经辗转，归于有关出版机构。近些年来，那些拥有雕印版片的图书馆、出版社，用原刻书版重新刷印了一大批古代图书，其中最着名的是江苏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该社用20世纪70年代初搜集到的江苏全省遗存古旧书版(共20万片，其中有大型丛书50种，近9000卷)，经过选择、补版，先后陆续刷印了黎庶昌在日本刻的《楚辞集注》、清末民初刘世珩家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以及《饮虹所刻曲》等多部古籍。这些图书，除纸、墨、装订外，基本上是原汤原水的“原装货”，极具收藏价值。但由于刷印成本较高、社会购买力相对萎缩，再加上线装形式也不便与平装书一同插架收藏，因此，近几年来，这项工作有逐渐衰减的趋势。
3．影印占主导地位。影印古籍，可以双面，甚至采用一面两版、三版进行印制，一部原来二三十册、高达一尺的雕印线装本，印成平装书，可能只有一厚册。在影印前，由于出版社一般都对原书进行了版本选择，有的还进行了版面加工，使版本可靠，字迹清晰。因此，影印的古代图书，真可谓物美价廉。
这些年来，除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巨型或大型丛书外，更多的是单本或多册的单行本，如《说文解字》、《经籍籑诂》、《五百罗汉图》、《文选》、《艺文类聚》、《楝亭集》等。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印仍将是古籍图书出版的最主要的方式。
4．编印大型丛书蔚然成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古籍出版工作的发展，不少出版社编印了一大批大型丛书或丛刊。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了《古本小说集成》，中华书局出版了《古本小说丛刊》，使多年来一直被禁锢深宫的古代小说，得以成批问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西北稀见方志丛刊》已经出版，《稀见古籍丛刊》也出版了数十种。1994年，我国传统文化事业建设的两大工程——《四库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几乎同时启动编纂。前者将清乾隆间《四库全书》因各种原因收入“存目”的6793种书中现存者，经选择后，收书4508种，汇集成编，由齐鲁书社和台湾庄严文化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共计1200册，“大陆版”仅印100部。后者赓续《四库全书》，收录《四库全书》失收和乾隆以后出版的有价值的着作数千种，预计1500册。这两项巨大的工程，前者在1997年底已出齐，后者也可望于2000年前蒇事。它们的出版，与前此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一起，基本上将我国古代典籍中基本的、精华的部分，再次公诸于世，是一项造福千秋万代的宏伟事业。
在台湾，近些年来也影印了不少大型丛书。如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成文书局影印的《中国地方志丛书》，还有《中国近现代史料丛刊》等。
5．注意出书的系统性、完整性。如“四库全书系列”，先后有《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明正统《道藏》。1993年，巴蜀书社出版由着名学者胡道静等主编的《藏外道书》，荟萃了《道藏》以外的道教重要着作。这两部大书，使道教的基本着作达到了相对完整的程度。
6．平装、精装占主导地位。影印的古籍，除部分单行本和少数丛书仍采用传统的线装形式外，一般都是平装和精装形式。
现在编印的大部头丛书，几乎是清一色的精装，其中不少品种，装帧十分精美。
《论语》得名的由来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它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我国思想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
是怎么得名的呢，据《汉书·艺文志》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见《论语》，就是指辑纂孔夫子及弟子语录之意。
四书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的合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这四部书辑录在一起，加以注释，题称《四书章句集注》，始有《四书》之名。其中《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学生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学生言行的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传说是曾参的学生记述曾参言论的。《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学生子思所作。《孟子》是孟子及其学生的着作。宋代以后，把《四书》规定为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读物，也是封建统治者用以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
五经
《五经》是儒家五部经典着作，即《诗》、《书》、《礼》、《易》、《春秋》
的合称。《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为孔子编定，但后人认为不可信。《书》即《书经》(又称《尚书》)，为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追述古代事迹的着作汇编，相传是孔子编选的。《礼》即《礼记》，为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着的选集，相传多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易》是《易经》(又称《周易》)，由卦、艾两种符号和卦辞、艾辞两种文字构成，是古代为占卜用的。《春秋》是编年体的鲁史，相传是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文字简短，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为“春秋笔法”。《五经》是封建统治者用以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和历史资料。
《史记》书名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