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大都是殷商王朝利用龟甲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制作甲骨卜辞的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锋利金属刀具，有的还在契刻有文字的地方，填上朱砂，使它更为清晰悦目。甲骨卜辞中的“册”字，像绳索贯穿着若干片长短不同的龟片，成一册之形，与《尚书·多士》记载的“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相符。近年，在陕西周原地区发现西周甲骨约1．5万片，每片还有穿孔，文字中有“典册”字样，说明周人继殷之后，已将甲骨文编连成册，以便阅读和保存了。
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曾把甲骨卜辞分为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牧五类。就其本质，它们是殷周王室的档案，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但其所记，毕竟有备以事后稽核之用，今天也还可以从中了解殷周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状况。其串连成册，可以说具备图书的某些特征；用刀具契刻文字，也可视为雕版印刷的雏形。因此，称甲骨卜辞为最早的原始书籍，亦未尝不可。
非正规的书——青铜器铭文
青铜器是用铜和锡合金制成的器皿。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社会已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这一时代，包括夏商以至战国，即奴隶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整个历史时期。
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称为“铭文”。因青铜器是用金属制成、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之上，因此也称为“金文”或“钟鼎文”，文字学上则称为“籀文”、“古文”或“大篆”。
青铜器造型优美，花纹绮丽，制作精细。起先，它只是作为工具，后又用作容器和日用器物，再后来演变成为奴隶主才能享用的祭祀用的礼器。在当时，它是权威的象征，建邦立国的“重器”，因此，有“禹铸九鼎”的传说。
青铜器铭文，往往记载统治者祭祀典礼、征伐记功、赏赐锡命、书约训诰、颂扬祖先等内容。每件之上字数不等，少的二、三字，有的则多达数百字。如西周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不少青铜器上，还铸有贵族统治者们认为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件和永远纪念的重大事件，铭文末尾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样。至于《左传》所记昭公六年(公元前536)郑国铸的刑书、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晋国铸的刑鼎铭文，都可算是一部法律专书。因此，着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曾说：“彝器文字，上古之载籍也。周秦西汉之金石刻，雕版之前之载籍也。”即认为金文就是古书。
诚然，不少青铜器铭文，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变化的规律，弥补考订古代社会历史资料的不足。但青铜器本身有它的特殊用途，不是文献信息的一定载体，同时，铭文只是附加的。因此，它有时虽然起了书籍的某些作用，但仍不能算作正规的书。
“石头记”——石鼓文、石经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刻石记事的历史。在我国，这也是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墨子》一书中，即有“镂于金石”的记载，可见在战国时期，在青铜器上刻字与在石头上刻字，一样流行。刻在悬崖和洞壁上的叫“摩崖”，把石头加工成长方形再刻上字的叫“碑”、加工成上圆下方再刻上字的叫“碣”。现存最早的刻石，是唐代陕西凤翔县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石鼓。十个形状似鼓的石头四周，各刻有歌颂当时田猎活动的四言诗，共六百多字，字体为籀文，人称“石鼓文”。因传世久远，字多斑驳漫灭，第八鼓甚至只字不存。石鼓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箭亭内。清乾隆间的一件复制品，则放在北京孔庙(今首都博物馆)的大成门内。
古代的刻石保留至今较多而影响比较深远的是儒、释、道三家经典的刻石。儒家着名的“石头书”，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的“汉石经”(世称“熹平石经”)，这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刻石，历时八年，刻成《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六部儒家典籍。刻成后，立于太学门外，成为世人研习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其后，有曹魏正始年间(240-248)的“三体石经’，今不存；唐文宗开成三年(837)刻的“十二经”(公元10世纪，后唐宰相冯道第一次奏请采用雕版印刷术刻印儒家经典，即以“开成三经”为底本)，今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内；后蜀宰相毋昭裔捐俸雕刻的《蜀石经》，先后刻成十三经；宋代刻有“嘉礻右石经”和“高宗御书石经”。清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成的“十三经”石碑，立于北京国子监，今存于北京市历史博物馆。
佛教历来非常重视石刻，除大力雕造佛像外，石刻佛经有摩崖、经幢(籽经文刻在一种加工成有棱的石柱上)和经碑。比较重要的寺庙，至今都立有石刻佛经。现存最宏伟的经碑，是北京房山县石经山上的佛经刻石。自7世纪初至12世纪，经历了几个朝代才告完工。7000块石碑上，载有105部佛经的全文，约420万字。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经典的刻石较晚，而且多是刻的《道德经》。其最早的石刻，是唐代景龙二年(708)龙兴观的《道德经》。
石刻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最大的不同是，石头作为文字信息的载体，本身并无特殊用途，因而从本质上，它已经接近于正式的书籍了。
竹木书——简牍
我国正式的图书，是写在简策和版牍上的。简牍的材料是竹木。竹制的书称“简策”，木制的则叫“版牍”。一般来讲，简策用来着书；版牍一般较宽，有的甚至是方形的，它主要用来书写公文、信件或画图，所以现在称一国的疆域叫“版图”，称书信叫“尺牍”。竹简的制作方法，是先把竹材锯成一定长度的筒状，然后剖开成竹签，经整治削刮，做成宽0．5至1厘米的竹片。为防止日后腐朽虫蛀，同时也为了便于书写，先要在火上烤除水分，叫做“汗青”。然后再将竹面的青皮刮去，叫做“杀青”。“汗青”一词，后由“成书”之意而特指史册，宋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传为千古绝唱。北方少竹，多用木简；木简又称为“札”。
简牍上的文字，是用墨笔书写的。一根简上，一般只写一行字；着成一部书，往往要很多根简。为方便阅读和收藏，必须用麻绳或丝束、牛皮条等将它们编连起来。史书记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就是说孔子读《易》数遍，以至编连都断了多次。编连起来的竹简整体，唐代人称之为“册”，也可作“策”。至于木制的稍宽或方形的版牍，可以说是一片放大了的简，它上面可以书写多行字；把它们编连起来的书籍叫做“方册”。
简牍书籍的发现，最早的一次是汉景帝(公元前156-141)年间(一说是在汉武帝时)，鲁共王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一批竹简，有《尚书》、《论语》、《孝经》等古文经书。其次是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河南汲县有个叫不准的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简十几万根，后整理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16部古书。其后陆续多次发现，以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竹简为最古。1996年发掘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竹简，有数十万根，是孙吴嘉禾元年至六年(232-238)长沙郡的部分档案。它们的问世，弥补了困扰了史学界多年的三国时期历史文献匮乏的不足，被称为世纪性的考古重大发现。
简牍的使用，可上溯到殷商时期，直到东晋桓玄(403)下令“以纸代简”，简牍才逐渐被淘汰，前后延续约有1600年。现存的竹简多是战国至秦汉的遗物，尤以汉代为多。简牍是纸发明以前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简册制度对后世书籍产生的影响很深，直到现在，有关图书的某些名词、术语和书写格式，甚至制作方法，都可以上溯到简牍时期这一源头。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可以称为我国图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缣帛书——帛卷
缣帛是丝织品，犹如今天书画创作中使用的素绢。春秋战国时，帛书与简牍并行于世，因此《墨子》一书中，又有“书于竹帛”之说。缣帛使用的时期，较简牍短一些，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到3世纪之间，即春秋至晋代，约有近千年的历史。
用缣帛作为书的载体，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竹简体积大，阅读、收藏不便；编连易断，容易错乱，缣帛显然无忧于此。而且缣帛柔软，易于着墨，还可以随书的篇幅大小来加以裁剪，并能够卷成一束，或折叠成块状。卷成一束的称为“卷”，再用细小的木棒作为舒卷的中心，这便是“轴”。卷成一束的帛书的形状，和今天卷起来的有轴的画卷一样。后来书籍以“卷”计，即源于此。
帛书较之简牍，它的制作已很考究，如画有边框和栏线等。
当今出土的帛书，有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的28种帛书，共约12万字。但缣帛的价值昂贵：普通的人是享用不起的。
四大发明居其二——造纸和雕版印刷术造纸术和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项伟大成就，它们与指南针、火药等发明一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最杰出的贡献。
据史料记载，纸发明于西汉，起先是丝质纸，生产量小，纸也较厚。东汉蔡伦总结了当时民间用树皮、麻头等植物纤维造纸的经验，加以改进、提高并予以推广。纸具有幅面较大、表面平滑、采墨性好、着色力强、随意裁剪、轻软价廉、使用寿命较长的这些特点，是其他书籍载体无法替代的。社会的需要呼唤了纸的出现，而纸的问世，无疑是书籍材料上的一大革命，它使人们摆脱了“缣贵而简重”，并且不利于收藏与使用的困境。
虽然东汉时期曾有过纸、简、帛并行的局面，但在东晋，纸本书终于取代了竹帛，并蔚然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图书的主要载体。
按当今较权威的说法，雕版印刷发明于唐代武宗至玄宗时期，即七八世纪之间，捶拓和印章技术的结合曾给这项发明以直接的启示。
前面讲到，汉代“熹平石经”被作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供人们抄阅。到东晋南北朝时，有人创造了捶拓的方法来进行复制，以节省时间，减少差错，广为流传。捶拓的方法，是将一张湿了水的纸，铺在石刻的表面上，加以轻匀地捶打，使纸紧紧地附着在右面上，然后在纸上刷墨。由于石刻的文字都是凹进去的，经过捶拓，附于石面上的纸，在有字的地方，也是凹进去的，因此，在刷墨时这些地方就没有着墨；这样，揭下来的纸，就是墨底白字了。按着文字的先后，将拓印下来的纸顺序装订，就成了书。到了唐代，有人将有关文字或书籍用小字刻在质料较坚硬的木板上，用捶拓的方法进行大量复制，这样就使同样大的一张纸增加了容量，既节省了纸张和时间，又避免了抄写可能出现的差错，也便于装订和诵读。从而向“正规”的“书”，迈出了新的一步。捶拓的方法，至今还在沿用。除复制着名的碑刻外，有的书画商店还用雕刻木版拓印的方法，复制古代名人的书法作品，充当商品售卖。
大约在战国以前，我国就开始使用印章。南北朝时期，阳文印章逐渐盛行。阳文印章上的文字凸起，印出来的字是实体，可以说是雕版印刷的先驱。因为一个印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块放大了的印章的印面。雕版印刷就是依照捶拓的方法，在刻成阳文反字的印版上刷墨、铺纸，再在纸上用平整的棕刷轻匀地施加压力；这样，整版的文字就清晰地印在纸面上了。这正是捶拓与治印基本方法的完美结合。大约在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我国古代着名工匠毕昇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雕版印刷使图书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一块书版，可以成百上千张地刷印。由于用作雕版的木质材料一般较好，有的还经过技术处理，使不少书版得以长期保存。书版如果有局部的损坏，还可以通过在损坏处镶嵌木块等方法修复，再行刷印。如南宋国子监刻书的书版，到了元代，被运至杭州西湖书院，稍事修补后，继续刷印。明洪武八年(1375)，又将那些书版运至南京国子监，再次修补印行。现今传世的宋代国子监刻本，就有明代据原刻书版刷印的。因为这些图书用经历宋、元、明三朝修补的书版刷印，所以人们称它们为“三朝本”。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雕版印刷的魅力。
自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就有了印本书籍。我国古代的印本书籍，在纸张质量、版刻技术、字体刀法、版式设计以至装帧工艺等方面，都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是手工业印刷术中的瑰宝。
古代刻书的三大系统——坊刻、家刻和官刻印刷术发明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刻书事业。唐代刻印的书，今已存者寥寥。公元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它上面的版画和文字，已说明这部书是印刷术高度纯熟的产物。五代以后，印刷术逐渐普及。可以说，我国图书事业始于唐，兴于五代，完善于宋元，极盛于明清，而民国以来的刻印书籍，只是余绪而已。综观古代刻书机构，则大体可以分为坊刻、家刻、官刻三个系统。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推动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事业向前发展。
坊刻
书坊，在古代，是专门刻印、发售图书的书店，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书坊的别称，还有书肆、书林、书堂、书铺等。书坊所刻的书，称为“坊刻本”或“书坊本”。书坊是最先采用雕版印刷术的地方，并逐步发展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刻书系统。官刻和家刻，都是在坊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书籍的总生产量看，坊刻本的比例也大于官刻和家刻。因此，它是古代书籍生产的基本力量，是商品书籍流通的主体。
历史上的书坊，不可胜计。有的书坊世代相传，历史悠久。
如着名的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开设于明代万历间，经清代、民国，直到建国后的1954年才关门。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先后刻印各类书籍数百种。清末民国初，扫叶山房还增置铅印、石印等新技术设备，为我国刻书事业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坊刻本具有以下特点：
(1)书坊刻印的书，多为着名文集、医书、日历、星占、佛经、类书、儿童启蒙读物、科举考试用书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戏曲、小说、诗歌、平话、弹词等通俗文艺作品。今天流传下来的上述各类古代图书，绝大多数是书坊所刻。
(2)由于书坊自主经营，刻书束缚少，因此在刻印工艺方面，多有创新。如宋代建安的书坊，将以前分别流传的儒家经典的注本、疏本，合刻刷印，极便阅者研读。宋、明两代，书坊还往往为书配制插图，增加可读性。甚至古书版式中的黑口、书耳及花纹边栏，也为坊刻所创造。
(3)坊刻书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往往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纸墨低劣、印刷不精。这主要是因为书坊刻书宗旨重在牟利，所以没有官刻、家刻认真，而造成上述弊病。
家刻
家刻，指由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出资雇工刻书，也称“私刻”。它起源于五代，至民国间尚存。今日的“自费出版”，在某些方面，多少还带有点古代家刻的影子。家刻与坊刻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它不完全以刻印、售卖图书牟利。同时，由于刻书人大多以自己的名望为重，往往慎重选择底本、亲自或聘请名家对底本进行精细的校订。因此，家刻本一般质量较好。
早期最着名的私人刻书家是五代时的毋昭裔。毋昭裔出身贫贱，一次向友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毋氏遂发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