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假如我得了富贵，我要雕印《文选》，来馈赠给想学习此书的人。”毋照裔后仕蜀为相，果然实践自己的诺言。他还“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版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到了宋代，家刻更为普遍。明代家刻，在明代刻书事业中技术最高，质量最好。嘉靖四年(1525)震泽王延吉吉影刻宋黄善夫家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刻印精良，曾被人误为宋版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常熟私人刻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自明万历至清顺治的四十多年间，共刻书六百多种，书版就有十万多块，其中有大型丛书《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等。为了刻书，毛晋还不惜重金收买好的底本，先后购藏图书八万多册，成为当时江浙一带着名的藏书家。毛晋有一套较完整的收购、校订、刻印、销售图书的机构，加上毛氏刻本选用底本好、校勘认真、技术精良、且价格低廉，因此，毛氏刻本当时就驰名海内，流传极广。现在许多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中，都可以找到毛氏汲古阁的本子。清代家刻的一个显着特色，是着名文人刻印自己的着作和前贤诗文的写刻本。如福建侯官书法家林佶手写上版雕刻的清代汪琬的《尧峰文钞》、陈廷敬的《午亭文编》、王士祯的《古夫于亭稿》、《渔洋山人精华录》，被称为着名的“林氏四写”。民国时期，虽然雕版印刷已趋没落，但董康“诵芬室”，陶湘“涉园”等，在底本、刻工、纸张、用墨、印刷等方面的精良，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人皆称其善。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曾破例把这两家刻的书，作为善本收藏。
私家刻本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1)多刻印自己的文集或自己所喜爱的着作。如明代自刻诗文集成风，以至当时人就感叹；“现在只要中了一名秀才，就必然要刻一部文集。幸而这些书自生自灭，不然的话，即使把整个大地都作书架，也装不下了。”
(2)刻印自编丛书。如明代范钦辑刻《范氏奇书》、胡文焕辑刻《格致丛书》等。清代乾隆、嘉庆间考据学兴起以后，又有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阮元的《十三经注疏》等。
(3)底本、校勘精良，刻印、纸墨上乘。家刻主人，一般富贵有钱，因此，刻书不计时间与成本，以追求图书内容与形式的完美。所以，他们刻的书，往往同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治学者特别有用。如清康熙间，纳兰成德聘徐乾学编印的《通志堂经解》，是宋元以来理学书籍的集大成者。它与嘉庆间阮元主编的《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汉学家研究古代经典的着作)一起，代表了宋代以后经学上的理学、汉学两大流派。
(4)采用新技术。明代中后期，江浙无锡一带的华氏、安氏，吴兴一带的闵氏、凌氏，南京的胡正言等，均为喜爱书籍的豪富，他们在活字、套印、短版和拱花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为我国古代印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家刻中，也有良莠不齐的现象。特别是明代，自着文集刻得既多且滥，同时，明代人刻书有好改动古书的内容以至书名、任意节录原本等毛病，因而后人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说法。
另外，少数家刻主人见部分售卖自己刻的书就能获利，继而动心于专事刻书以牟利，这种情况的演变，使一部分家刻主人最终变成书坊业主。他们所刻的书，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往往有较大的区别。
官刻
官刻，指历代官府及其所属机构刻印的书。秦汉以来，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前面讲到的历代政府雕刻的石经，就是明证。印刷术发明后，官刻就成为我国古代图书生产印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官府不仅有钱，还有权有势，因此往往能够左右刻书事业的导向。官府大规模地刻印各类书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坊刻、家刻的不足，使中国古代图书能健康全面地发展和进步。
历代官府刻书的机构，中央一级的有：宋代国子监(刻有“宋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秘书监；元代兴文署；明代司礼监中的经厂、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扬州诗局等。地方一级的有：宋代公使库(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内设印书局，专管刻书)；明代各行省布政司、藩王府；清末的官书局，以及历代府、州、县学及书院等。就其总体而言，宋代的官刻最重要、影响也最大；元代以兴文署刻本和书院刻本最好；明代则以藩王刻本最有特色；清代康熙间武英殿用“馆阁体”(清代翰林院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沿袭宋代旧例，又称“馆阁”。翰林们作应制文章所特有的字体，叫作“馆阁体”。它典雅工致，又称为“软体字”写刻的书，臻于完善。
官刻具有以下特点：
(1)刻印了许多传世的大部头经典着作。由于官刻的优势，自五代起，官府刻书就改变了以往主要由分散于民间的书坊只刻印日用小品、短小杂书的状况，大规模地刻印大部头的经典着作。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奏请以“唐石经”为依据刻印“九经”，用了20多车的时间。这部作为官刻本之始的书，连经带注，一套就有130册。宋太祖开宝年间所刻的《大藏经》，共5048卷，费时13年才全部完成。清代雍正四年(1726)起，武英殿用铜活字排印的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充分显示了官刻的风范。该书一万卷，字数达1．6亿，仅用了3年时间即告成功，被外国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还用木活字排印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134种书，它就是名声显赫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2)刻印正经、正史及皇帝钦定的书。历代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因此，对那些不符合“标准”的着述，即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甚至毁弃。如宋代元丰五年(1090)，官府曾下令禁止刻印论时政得失的着作，清代则有众所周知的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大行禁毁之实的事。对于他们立为正统的经书、史书，则大加提倡和刻印。宋太宗亲自命令国子监重新校刻“九经”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清代武英殿刻书，书名前冠有“御纂”、“御批”、“钦定”的字样，即经过皇帝亲自“过问“的书，这些都是作为读书人的“正本”颁行的。
(3)刻印地方志书。我国的地方志书(简称“地方志”或“方志”)包括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卫志、县志、乡土志等，它一般是由相应级别的长官(如府志由知府、县志由知县)主持，亲自或聘请下属官吏或当地着名人士纂辑而成。地方志记载着各地方行政区域的地理、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状况，是我国独特的地方百科全书，是我们今天研究某一地域各方面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地方志书的纂修，起源很早。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志书，则起自宋代，明代较为普遍，清代则盛行纂修，并规定每隔50年必须重修一次。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现存的八千多种地方志中，大约有80％左右出自清代，宋明两代和民国各约占10％左右。这些地方志中的刻本，几乎全部用官资，小部分以官员募捐筹资刻印，因此它属于“官刻”。由于各地方雕版印刷水平的差异和刻印工费的多寡，造成了地方志书的刻印质量差别悬殊。特别是有些志书刚刚完稿，主修方志的地方官却奉调他任，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名声，在离任前“从速从事”，致使某些志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些毛病。
(4)清末的官书局本。同治、光绪时期，全国很多行省先后设有官书局，如江宁的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湖北的崇文书局等。它们校刻的书，世称“局本”。各官书局不仅各自刻书，还联合刻印了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刻十四史、浙江书局、江苏书局、崇文书局各刻三史、淮南书局刻一史)，俗称“五局合刻本”。此外，各官书局还刻印了不少定价低廉的普及读物。由于官书局距今不过百年，因此，不少收藏有线装书的图书馆都保存了数量较多的局本。一些近现代读书人的收藏当中，也多有局本。
(5)刻印精良、工艺精美。官刻得天独厚的种种优势，促使了中国版刻书籍中出了不少精品。如明代宁献王府朱权所刻的自着乐律书《太和正音谱》，是我国音乐史上的名着。辽藩“梅南书屋”所刻的《东垣十书》，棉纸、黑口，极为精美。清代康熙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刻印了篇幅达九百卷的《全唐诗》，为馆阁体写刻中的精品。由康熙皇帝下令编写、武英殿印制的《康熙字典》、《渊鉴类涵》、《数理精蕴》等书，刻工精细，纸墨俱佳，是印本书籍中的上乘之作。还有乾隆时武英殿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也很精致。同时，清官刻中有一些印刷工艺高超的珍品，如剧本《劝善金科》、《昭代箫韶》，都是极精美的五色套印本；《南巡盛典》、《耕织图》中的版画，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古代刻书，除坊刻、家刻、官刻外，还有一些机构也刻了一些书。其中较有名的是寺院。寺院多刻佛教经典，除零星雕刻一些佛教单行本外，还刻了不少大型藏经。如宋神宗时，福建东禅寺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造的《福州东禅寺大藏》，共580函，收录佛经1440部，经折装，6108卷。此后，陆续镌刻的，有宋《毗卢藏》、《碛砂藏》、元《普宁藏》和明末清初的《龙藏》等。
闲话版画
中国的版画艺术，具有与雕版印刷一样悠久的历史。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里，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足以垂范后世的经典作品。
无数知名或不知名的画家、刻工，创作出了一大批既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又不乏个性特点的传世之作。
古代的版画，一般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宗教性的和世俗性的。宗教性的主要是佛教版画，道教的相对要少一些。世俗性的版画就丰富多了，画谱以及小说、戏曲、传记、诗词、金石等书籍的插图，还有年画，形式各异，体现着不同的艺术趣味，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
中国古代版画主要是木刻。在准确传达绘本的气质之余，古代优秀的刻工们也大胆发挥了刀、木的独特韵味。到明代，版画艺术臻于烂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镌刻质朴的建安派，粗犷与秀雅并举的金陵派等。其中，出自徽州、遍布全国各主要书肆的新安派刻工，更是明清版画制作中的佼佼者。父子兄弟世代相传的徽州黄氏，尤为白眉。
明代后期，版画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饣豆版和拱花的发明。
饣豆版是“木版水印”的旧称，它是明万历年间安徽民间流行的一种在套印基础上发展为多色叠印的美术印制方法。它先根据画稿设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的不同，进行分色并刻成若干块印版。刷印时按版面内容要求，在不同的版片上刷上不同的颜色，套印或叠印到纸面上。印刷一幅图画，通常要刻几十块印版，并先后轻、重印刷几十次。因其堆砌拼凑，有如“恒订”，故称“饾版”。
拱花是我国早期的一种不着墨色(即无色)的刻版印刷方法。把雕版压印到纸上，使白纸上出现凸出的花纹，在视觉效果上，类似当今的钢印，给人一种立体感。据说在五代之时，已用这种方法在木板上刻山水、花鸟、虫鱼，制砑光纸。
明代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
，是明末用短版、拱花方法印刷版画的代表作，精丽无比，堪称双绝。此后的《芥子园画传》、《百花诗笺谱》、《北平笺谱》等，也是用饣豆版加拱花的方法印制的。
虽然精致的版画在社会上流传得愈来愈广，但在传统文人眼里，它不过是“匠人”的技艺，登不了大雅之堂。然而，偏有着名画家愿与这些“匠人”为伍，合作创作版画。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合作，其成果当然也更显珍贵。如陈洪绶绘《水浒叶子》、《西厢记》，萧云从绘《离骚九歌图》、《太平山水图》等，都成为后世藏书家百计访求的秘笈。
版画艺术，就是这样在那些为衣食而终生劳碌的匠人手中得以发展，在“简单”的朱、墨两色套印之外，他们还创造了色彩繁富、绚丽的短版、拱花工艺，使古代版画艺术达到了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高度。
关于整个中国古代版画发展的历史概况，郑振铎先生早年编撰过一部《中国版画史图录》，并撰有长序进行说明(此序还收入别人为他所编的《西谛书话》中)；近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中，也有“版画”一卷，都可供有兴趣者参考。
抄本和稿本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主要是靠抄写来传播的。前面讲到的简册和帛书，可以说是写本书籍的开始。纸张发明以后，抄书更加普遍。汉代曾设有专门抄书的机构，“熹平石经”就是供士子抄录的经书正本。产生于晋代的所谓“洛阳纸贵”的那个典故，也说明当时抄书之盛。南北朝时，有个叫王筠的人，坚持抄书46年，恐怕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