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才女吴彩鸾，专抄《唐韵》，相传她抄书运笔如飞，一年360天，每天抄写一部。由于时间的久远，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最早、数量最大的抄写在纸上的书，是敦煌莫高窟中所藏的东晋至宋初的写本卷子，约3万卷。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抄本、稿本(合称为“写本”)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在一般收藏古代图书比较多的图书馆中，都藏有不少抄本、稿本。据不完全统计，中南、西南地区十大公共图书馆，共收藏有稿本1800种，抄本7000种。其中，只有抄本或稿本传世的图书，约占20％左右。
稿本是着作人的原本，最能真实地表达作者的思想。由于一部书往往要经过作者的多次改订，才能最后成书，因此，稿本又有初稿、改订稿、正稿之分。衡量稿本的价值，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原稿虽刻印成书，有刻本传世，但稿本与刻本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种稿本，有时是很有价值的。二是原稿一直没有刻印，并且没有传抄本，这种稿本，就是天地间唯一存在的“孤本”了。还有着名作者的手稿，尤其是有删抹改定的稿本，都是十分珍贵的图书。历代藏书家、各类型图书馆，都十分重视对稿本的搜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史料价值的稿本，都收录为“善本”。
抄本价值的衡量，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原稿抄录或辗转抄录而加以精确校勘的，它们十分接近原本。如果原稿没有刻本，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视同稿本看待。另一种是根据刻本传抄的，如果刻本失传或流传稀少，它的价值也很高。抄本书的价值，有时还取决于抄书的人。着名学者、藏书家的抄本，本来就是经过选择的有学术史料价值的书，而且抄写认真，校勘精良，其书法也往往不错。因此，名家抄本可以称为抄本书中的精品。
明清时期，我国还有两部着名的官家写本，即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
明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类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共22877卷，另目录60卷，约3．7亿字，装订成11095册。它以《洪武正韵》所收单字为次序，辑录图书中以该字为名的各种资料，而供它采录的，则是从先秦到明初的近8000种各类型图书。它的学术价值之一在于保存了许多后世没有传本的图书。从清代修《四库全书》开始，已从《永乐大典》中先后辑录已失传的“佚书”500种，其中包括《二十四史》中的宋代薛居正撰的《旧五代史》150卷。可惜的是，这部堪称国宝的大书，正本毁于明末战火，副本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被焚毁抢掠一空。1959年，中华书局将我国多年搜求得到的730卷图书，缩版影印出版，使我们能从中窥见此书昔日的风采。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编纂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收书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300册，分装6752函。它的篇幅，约为《永乐大典》的3倍，用了十年时间始告修成。实际主持编纂事务的总纂官纪昀和总校官陆费墀，以及众多的编纂官们，都是当时全国各方面的着名学者。《四库全书》除正本外，还先后抄录了六部，分别藏于“北四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和“南三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现存四部：文渊阁本在台湾，文津阁本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藏浙江省图书馆。其他三部，都在19世纪中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灰飞烟灭了。
“盘存”——古代图书现存几何
按照现在的一般说法，认为产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用我国传统的撰述方式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采用古代图书装订形式的书籍，称之为“古籍”。时至今日，由于采用各种方式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因此，我们姑且把符合上述条件，且刻印于1911年以前的古籍称之为“古代图书”，以示界限。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现存的种数，至今有五种说法：8万、10万、15万、18万、20万。它们各自有着自己评估的依据，如“10万”一说，是将5个大型目录各自收录各类图书种数的总计，加上对5种无大型图书目录的专类图书的估计，共得126452种，再除去重复种数(比例约为25％)得出的结论。据《世界图书》杂志1981年第9期统计，我国古代图书共18万种，236．7万卷；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数字。至于在绵延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天灾人祸而毁损亡佚，由于着书人贫困无势未能刻印而逐步失传，由于图书不符合时势而渐致湮灭等原因而失传的古代图书，则不可胜数。
查核古籍的常用书目
图书目录是在对图书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将书名、着者、版本、册数等内容，按一定的方法(或分类、或拼音、或主题)编排而成的工具书。我国的图书目录，起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现存最早的目录是《汉书·艺文志》。现在，记载古代图书的书目很多，常用的有以下几种：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有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本书原名《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它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基础，将收入《四库全书》中各书的不同版本一一着录于下。1959年的增订本，补充了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所收书相关的一些书和一书不同的版本。书中注明“附录”者，为孙诒让、缪荃孙等人对邵懿辰“标注”的补记；注明“续录”者，则为邵章平日观书所记载的资料。本书为查找宋代至清乾隆间我国主要古籍的版本状况的主要目录。
《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贩书偶记》，孙殿起辑，1936年初版。1959年、1982年两次重印。《贩书偶记续编》是孙殿起去世后，他的助手雷梦水将孙殿起在《贩书偶记》出版后陆续收集的6000条资料汇集整理而成，于1980年铅印出版。两书一正一续，体例一致，收录之书，绝大多数是清代着述，兼及辛亥革命以后到1935年前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着作，约16000种，基本上是一部清代中期以来的着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续编。
《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1959年初版，1986年印有16开、32开两种版本。本书收录全国41个大型图书馆藏丛书2797种(不包括新学、佛学丛书)，共3册。第一册为总目，以丛书为单位着录，后附各丛书收藏情况表。第二册为子目分类目录，将所收录的38891种丛书子目，按改良的四部分类法排列。第三册为第二册丛书子目的索引，分书名索引与着者索引。它是一部查核古代丛书及其丛书品种的主要目录。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是一部由全国数百个藏书单位编目，由专家学者最后审定编排，前后用了二十余年时间才陆续部分出版的大型国家书目。它按最新确定的以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为主要条件的善本标准，将现存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代图书中出版时间早(一般为清乾隆以前)、史料性强、印刷工艺精美的部分图书，编成目录。它按经史子集丛五部编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985年开始，分别出版了线装、精装两种版本。它可供查找清乾隆以前出版的部分古籍、辛亥革命以前出版的具有艺术代表性的刻本、成书于辛亥革命前有学术史料价值的稿本和流传罕见的抄本。收入该目录的书，可称之为“国家级”善本，其身价，与普通本子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古书的计量单位
甲骨文时代，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龟甲兽骨是用“片”来作单位的。从周、秦到汉，字大都写在竹片术条上，竹片称为简，木条称为牍。把若干简、牍用牛皮绳子串起来，就是一“册”。这种牛皮绳子称为“韦”。
“册”这个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牛皮绳把竹木片串连起来。把书籍一册一册放在竹编的箩筐里，这种箩筐称为筇。装满一筇的书叫做一“部”。在简牍上写字的同时，还把字写在丝织品上，这种书称为帛书。把这种写了字的帛卷成筒形，有轴可以舒展，每一筒就叫“卷”。明胡应麟说：“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世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书每五卷或十卷放在一起，甩一块帙(布或帛)盖上，这五卷或十卷书就为一“帙”。“卷帙浩繁”就是指书籍数量多。
造纸术印刷术发明后，一本一本的书出现了，但其计量单位仍沿用了册、部、卷等名称。
古人书籍的陈设
中国古代书籍的陈设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很大。秦汉以前的文字主要是写在竹片上和木板上，称简策。古时没有桌子，只有几，人跪坐然后伏在几上看书写字。简策就堆在几上，不用时捆起来放置，只是放置的架已不甚详细了。西汉时有了帛书，东汉时纸已发明，开始简策、帛书、纸书并用，到三国时纸书才取得主要地位。帛书和纸书的形式是卷子，以轴为中心，如今天轴画，横用，由左向右卷成一束，这就是卷轴书籍，一般平放在几上或插在几上的筒内。卷轴多了则用“插架”放置。插架就是古代书架的一种，唐以后雕版印刷逐渐发展，到了宋代册页书籍开始盛行，并代替了卷轴。随着册页的发展，书籍装订也由经拆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日趋臻善，书籍的陈设庋藏也就更为讲究，而书架也随着形式发展的需要逐渐提高。有的因书制架，有的因屋制架，有的凭爱好制架。且多用紫植、红木、花梨等高级木料制架，精雕细刻，樟木为匣，珠玉为饰，造价昂贵，所费不资。这是重架而不重书了。
古代书籍的几种代称
青简、韦编、青编：古代没有纸时，把字写在竹简上，用皮绳把竹简编缀起来，故称书籍为“青简”、“韦编”。“韦”就是用来编扎竹简的皮绳。
“青编”即“青丝编”，以青丝编结，用来记事，因而古代记事书籍常以“青编”代称。
芸帙、芸编、芸签：有了纸以后，人们为了防止虫对书的咬噬，常在书里放“芸香”，后人便用“芸帙”、“芸编”、“芸签”等代称书籍。
缥缃、缃帙、缃缥、缥帙：“缥”是青白色丝织物，“缃”是浅黄色的丝织物，古人常用这两种丝织物作书籍的封皮、封套，“缥缃”等遂成为古代书籍的代称。
坟典、坟籍：传说古代早期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坟典”是“三坟五典”的简称，“三坟五典”、“九丘八索”有时用来泛指古代典籍，而“坟典”、“坟籍”则常用作古代典籍的代称。
二酉：代指丰富的藏书。“二酉”原系湖南境内的大酉山、小酉山。相传小酉山石穴中藏书千卷，乃是秦人留下之物，后则用以代指丰富的藏书。
“琅蠼福地”则代指丰富的藏书处。“琅”是传说中的神仙洞宫，晋代张华曾游此洞府，观奇书，因有此称。
古书的注释方式
注释，顾名思义，当然是解答疏导正文中不甚清楚的问题。古书的注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随文疑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专着。
先说前者。
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最初叫做“传”，叫做“说”，“解”，也称为“诂”、“训”，后来又有“笺”。“注”、“诠”、“述”、“学”、“订”、“校”、“考”、“证”、“微”、“隐”、“疑”、“义”、“疏”，“音义”、“章句”等别名。这些名称源自有出，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训诂”、“诂训”、“解诂”、“校注”、“义疏”、“疏证”
等，其用途各不相同。现试举主要者一二：
传有的阐明大义，有的引申来言之意，有的逐句解释。古语云“圣人作其书，贤者作其传”。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
注，取义于如水注物，对文字古奥、文义艰深之处。略疏典故。注也是现在通用的注释名词。
注疏的内容大致有：①解释字义，②串讲文意，③分析旬读，④校勘文字，⑤阐述语法，⑥说明修辞手段，⑦诠解成语典故，⑧考证古音古义。⑨叙事考史，⑩记述说川，发几起例。就形式而言又可分成八类。①注和疏(注只释、疏兼释注)，②释义和叙事，③他注和自注，④补注和集注。
次说通释语义的专着。
所谓通释语义的专着，是对随文释义的注疏说的。两者都是释义的书，但所释的义和释义的方法却都有些不同。后者所释的义被局限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即只是某一词语在某一书或某一句中的意义，它和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的古义一定相同就释义的方法来说，注疏的释义是随文而释，不必考虑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剐的句中所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通释语义的专着刚好相反，它所释的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义，而是某一词语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因此，它的释义方法就不应随文而释，而要全面研究各个词语的含义，融会贯通，给以准确的、简明的解释。但有些书既随文释义，卫通释群书，其体式介科注疏与专着之间，如《经典释文》、《读书杂志》、《经义述闸》、《群经平议》、《谙子平泌》等还有一种情况，在随文释义的注疏着作中有通论、序录，这种通论与序录大部可以纳入通释语义一类。
通释语义的专着在我国是很多的，按其内容看可分为专释语义、音义兼注、形音义合解三在类。此种专着中多为工具书。从一部古书中挖掘出更多的精华，为后人易读易懂，是历代学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古人曾说，着书难，注书更难。因为注释者必须对一字一事追本溯源，多方考察，要有博大精深的学识，饱览群书的阅历，探微究疑的钻研精神。他们所费的功夫要超出作者好几倍，有的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丽阝道元为注《水经》，跋山涉水，考异辩难，订正讹误，使《水经》这部书焕然生色，而《水经注》本身也成为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着作，这已经超出注释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