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化人曾刊出自己的润格价码。挂牌治印的，20世纪20年代的瞿秋白，他的润格是：“石章每字2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牙章、晶章、铜章另议”。40年代有闻一多，他的润格是：“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2000元……润资先惠。7日取件。”
20世纪30年代，上门向易居左索诗求画的很多。他嗜酒如命，于是刊出润格：
索求诗屏或题诗之画轴者，须在贵州茅台酒、袁州宜春酒……任以一种相赠。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给乡村教育筹集资金。于1932年12月12日在《申报》刊登《卖艺启事》，大意是：卖文，每篇10元；卖字，每幅10元；卖讲，大中小学分别为30、20、10元。
图书目录学
我国殷周时期已经有了书目的萌芽，但正式的校书编日工作则始于西汉。公元前26年，汉成帝派陈农收集图书，建立皇家藏书机构，并指定刘向等人校勘整理。刘向继承和发展了前人校书和编制目录的经验，校定文字，按内容分类编目，编写了《别录》，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继续这项工作，编成了《七略》。这两部目录内容基本相同，一详一略，分门别类地系统地反映了我国西周至西汉末年图书的状况。《七略》系将全部校定本分成六艺、诸子、诗赋、数术、兵书、方技六略，每略又分若干种，略有大序，种有小序，分别说明大小类目的意义，称之为辑略，冠于六略之首。
《别录》和《七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为我国图书目录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世界最早的目录学论着。
西晋荀勖在刘歆《七略》分类法基础上，创立甲己丙丁四部分类法，为以后图书分类法的改进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古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隋唐时正式确定下来。
北宋时我国正式使用“目录学”这个名词。北宋王尧臣等编《祟文总目》，南宋晃公武撰《郡斋读韦志》，南朱尤袤撰《遂初堂书目》，南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是宋代四大书目。宋代着名学者郑樵着的《通志·校雠略》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理论着作。它在编制书目、图书着录分类和内容提要等方面提出了理论性的见解，为目录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杨士奇等人编有《文渊阁书目》，后来张宣又编了《内阁书目》，可供奁考明朝的藏书情况。
清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图书目录。
清代学者、目录学家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继郑樵《通志·校雠略》
之后又一部目录学重要理论着作。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和互若别裁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20世纪20～40年代又出现一一批目录学专着，如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等。
建国30多年来，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图书馆学系对目录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建国后编成目录3000种以上，大大超过了前人。
《四库全书》迁运始末
1948年4月，沈阳战情紧迫，国民党当局预感东北难保，决定将沈阳文献、文物，包括沈阳故宫文溯阁保存的《四库全书》迁运到北平。为此，教育部特聘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金毓黻先生为东北文物迁运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衡、袁同礼、于子水、杨振声等为委员5月6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会议，研究迁运问题。会议一致反对《四库全书》
迁运。认为《四库全书》在内地还有三部（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太重，需费太巨，一时不易运出，决定从缓办理。对这次会议，教育部颇为不满。5月22日，教育部长朱家骅给金毓黻一封措词严厉的信，责令《四库全书》连同其他油文老档及上年接收长春伪宫善本悉数迁运，“否则，万有意外，则将来谁负其责！”
国民党当局迁运《四库全书》之举，遭到各方面的反对，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委员阎文儒称“《四库全书》关系东北文化之启迪”，公开反对迁运。负责为《四库全书》迁运借垫运费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考虑到《四库全书》迁运影响甚大，恐动摇民心士气，6月4日也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商请缓办。金黻也以各种借口予以拖延。6月16日他再次致函朱家骅部长：“文溯阁《四库全书》迁运一事现正积极洽办，惟以所请运费一百五十亿元未奉核准，是以无法起运。”7月1日教育部东北文物迁运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教育部特派教育司司长英千里参加，会上决定仍遵教育部指示将《四库全书》运北平保管。
然而，《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迁运谈何容易。全书原以七册或八册装成一大匣(函)，共六千一百三十八匣，总计重三万一千公斤。木匣皆用樟木制成，当时，筹划以十匣装成一箱方无损坏之虞，共需木箱六百七十个(含文溯阁藏古今图书集成、四庙全书总目、考证、分架图等六百余匣)，所需制箱及包装费用照最低估计约为八十亿元。当时，国民党已经风雨飘摇，此项巨款实难筹措。11月2目，沈阳暨东北全境解放，文溯阁《四库全书》
迁运计划终成泡影。
《四库全书》收书有多少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22年)，开“四库全书馆”，修纂《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2年)，这部中国最大的丛书基本完成。四库全书除底本外，先后缮写正本七部，分藏于七阁：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盛京(沈阳)皇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杭州西湖的文澜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的文宗阁，前四阁被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三阁被称为江浙三阁或南三阁。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点缀升平，笼络文人士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因此，在四库全书修成以后的七八年间，清廷因检查所谓“违碍”书籍，不断地对四库全书进行补充、抽换和撤毁。七部全书抄成的前后时同不一，其间因检查违碍书籍工作的进行和全书卷帙浩繁工作复杂等原因，各阁人藏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书缺卷现象，四库全书各阁的原藏数也就不尽相同。
内廷四阁全书缮写完毕后，乾隆帝上谕说：“现在四库全书四分告竣，该馆书籍每分36000册”。但经后来查点，阁本实际藏书数如下：文渊阁本36078册，文溯阁本36318册。文津阁本36275册。可见乾隆上谕所言3600册，只是大略的约数而已。
文津阁本现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现藏浙江图书馆，文渊阁本现在台湾。七阁中的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三阁，毁于晚清间的战火。四库全书的底本原藏翰林院，后来焚毁散失于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侵略战争中。
文津阁本1920年清点时为36275册，1928年清点为36300册(含25册简目)，解放后清点文津阁本实为3503种，79337卷，36304册(含简目17册)。三次清点数目不一，或许过去清点有误。
文溯阁本据《钦定盛京通志》记载文溯阁共藏书36000册。文溯阁本于1914年运至北京，1925年又运回沈阳，查点时发现经部有缺。1926——1927年间依文渊阁本补抄，当时总数为36318册。1966年文溯阀本由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据1979年10月甘肃省图书馆提供资料统计，“该书至今完整无缺，计3578种，36315册。”所谓无缺，实际上较之当初已少3册，原因不详。
文澜阁本据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文澜阁图说)记载：原藏书35990册，另有总目和考证227册。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文澜阁藏书全部散失。后由藏书家丁丙、丁申弟兄搜集购回9062册。
此后丁氏兄弟又发起补抄，残篇配挑选得891种，全韦补抄者2174种，连同原抄本尚存全抄者331种，共计3396种，34769册。光绪二十三年(公兀1897年)又补抄38种。辛亥革命后，文澜阁本即归浙江图书馆收藏。民国时期浙江又前后发起过“乙卯补抄之役(公元1915-1922年)”和“癸亥补抄之役(公元19223——1926年)”。1926年补抄结束后，文澜阁本总数已达姗种，36278册，超过原藏数35990册，解放后又购回原抄本若干册。
文渊阁本1917年逊清皇室查点时，已发现缺少9种23卷，即依文津阁本补抄。1930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按四库总目查点文渊本，统计数字为3459种，36078册。
文源阁本原藏书记载为36000册。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掠圆明园，文源阁及藏书遭焚毁劫抢。
文宗阁本据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所修《续金山志》卷二载，文宗阁共藏书36347册，另有总目127册，简目8册。文宗阁本毁于1853年战火。
文汇阁本缺乏记载资料，估计其藏书册数与文澜阁相近。文汇阁本毁于1853年战火。
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七阁阁本原藏书的种数、卷数和册数都不相同，而且实际存书数与存书目录也有出入。七阁之中藏书最多的是文宗阁：
36347册。现存的四部阁本，当以文溯阁本为最多：36315册。
此外，七阁中四库全书嗣录上所记的书目数也存在着差异。四库全书的书目有总目和简目之分。“总目”，即《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着四库全书的所有的着录书目和存目书目，共200卷。着录书，指编人四库全书的书籍。存目书，指四库全书未编收其书而仅存录其书名的书籍。也就是说，存目就是有目无书。“简目”，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只记着录书。不列存目书。目录上的数字同实际藏书不一致，而且不同阁本目录所记载内容的也不都一样。这是因为清廷在四库全书修成以后，又进行检查撤毁而引起的。例如，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就从修成的四库全书中撤毁了《国史考异》等11种书。因此，这11种书目见于检查前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所刻的简目，而不见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刻的武英殿奉总目和其后的刻本中。可见四库全书目录所载书目的统计数，在不同资料中也记载不一。
1920年，有人怕全书年久失散，拟议将文津阁的藏书(即现北图所藏全书)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全部重印，经理张菊生专程来京，请承办人叶恭绰提供全部册数和页数，以使计算工料及日期，叶问当时的教育总长，据报有80余万页，叶认为此数不实，要求细查、细算，教育部回答：工程浩大，无法进行。叶非常气愤，邀集了陈垣教授等6人，亲人书库，逐本细数，费时两个多月之久，才清点完毕，总共是：36257册、2290916页。这是200年来前人没有作过的工作。但核算后因重印需款过巨，当时商务也不敢贸然承担，一时作罢。今天，《四库全书》全部缩微成腔卷，使我国古代的大型文献既加强了使用率，又间接起到了保护作用，就页数来说也一页也不会遗失1930年发表的董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记录为：着录书3457种，79090卷；存目书6766种，93556卷。1937年版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记载为，着录书3470种，79018卷；存目书6819种，94034卷。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为：着录书3461种，79309卷；存目书6793种，93551卷。
四库全书七阁阁本的原藏书数现在已无法核查，但对现存阁本的实存数及其目录，却有精确统计之必要。现存祖国大陆的文津、文溯、文澜三种阁本，都应该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巨型典籍，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珍视它、利用它，让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咀建设中发挥作用。
一个通读《四库全书》的人
《四库全书》是我国清代编纂的一部大丛书，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包括3000多种，70000卷。这样浩繁的卷帙有谁通读过吗？有，他就是我国史学大师陈垣。
那是民国初年的事，陈垣住在北京，开始全面研究《四库全书》。他自己手中并没有这部书，只能每天到京师图书馆去借读。他的家住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而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中间隔着紫禁城。那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蔡地，行人不得通过。所以从陈垣的家到京师图书馆没有直达之路，必须绕一个大弯，往返要花很多时间。为了争取时间，陈垣每天清早赶路，总在开馆之前赶到，不管是刮风下雨、三伏酷暑，还是结冰下雪、天寒地冻，他都随身带着午餐来到图书馆，这样持续不断，整整坚持了10年。
京师图书馆读书10年，陈垣不仅通读了《四库全书》，还把着录的书名和撰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流行的《四库简明目录》与实际存目进行对照，把一些有书无目、有目无书和书名不相符等差错校对出来，撰写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他还发现纂修《四库全书》的掌故，人们一般都不知道，便利用乾隆御制诗文集注等资料，写成《四库全书纂修始末》。经过这样反复细致的研讨，陈垣对我国这部最大的丛书的情况就十分熟悉了。后来他给学生上课或指导研究生，运用资料得心应手，正是他刻苦读书勤于积累的结果。
藏古籍讲版本
记得朱太岩在《阅读古籍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浅谈“版本学”知识》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事图书馆工作30余年，接触了不少文科学生，发现他们在阅读中文古籍时，不大注意版本，有的甚至不知版本为何物。”朱先生的这段话，向藏书者和读书人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必须注重图书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