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们接受了邹衍“五德终始”的历史理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按木、金、火、水、土逐一相克的次序进化的，每到一德皆有相应的符瑞出现，如“凤鸣西山”便是周之火德将要代商（金德）而起的祥瑞。孔子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意思是说看不到祥瑞，他的愿望无法实现了。方士化的儒生们认为，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是生不逢时（德运）造成的，“丘为制法主，黑绿不代苍黄。”其意是说，孔子为黑龙之精，为水德，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苍。于是，他们编造纬书说：“子日：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与先王以托权。”
“孔子日：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这是从符命方面来神化孔子。
儒生们认为，孔子来到人间，是专为汉家制法的。他们编造纬书说：“孔子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历，使其数可传于后。”“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昔孔子受瑞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这是从“制法”方面对孔子的神化。
儒生们认为，孔子不仅是圣人，而且是能知未来的神，《白虎通》说：“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生也”。儒生们编造说：“驱除名政，衣吾衣裳，坐吾曲床，滥长九州，至于沙丘亡。”“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日：‘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孔子日：传我书者，公羊高也。”其意思说后来的一切孔子早就预言到了。这是从“先知”方面对孔子的神化。
把孔子由一般的圣人神化为“神圣”之后，他们就可以利用孔子来大造图谶，为汉家政治作论证了。
《孝经右契》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
又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回、子夏侣往观之。见刍儿捶麟，伤其右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日：儿，汝姓为谁？儿日：吾姓为赤松，名乔，字受纪。孔子日：汝岂有所见乎？儿日：吾见一禽，如麋，羊头，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日：‘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儿发薪下麟，视孔子，孔子趋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书三卷。孔子精而读之，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日，周亡，赤气起，大曜兴，玄丘制命，帝卯金。”’这是说，刘氏建立汉朝是天意使然。
汉初的谶纬，还主要是为刘氏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制造舆论的。到后来，随着汉王朝政治危机的加深，出于各种不同政治目的的谶语便随之而发生。如《洛图·圣洽符》中有这样的谶语：“荧惑守候星，天下饥，兵草起，国有忧，期二年。”《洛图·三光占》则有这样的谶语：“荧惑入北斗魁，中而守之，十日，天下大乱，易其主，天子死，五都亡，期二年，远三年。”这些内容显然是对汉王朝不利的。面对严重的政权危机，夏贺良便向哀帝奏“赤精子之谶”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只好下诏改元易号，以应谶语。但王莽却说这个谶语的意思是要他代汉的，又要改元为初始。后来，王莽终于以当时伪造的图谶《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为借口正式代汉为帝。
王莽代汉成功后，深知谶纬的危险性，曾下令严禁谶纬的出现和流通，可是无济于事。王莽越是禁止，反王莽的势力越是要利用谶纬来反对他。王：莽末年，天下连岁灾蝗，寇盗峰起。于是，有个叫李通的人就制造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来鼓动刘秀起兵。刘秀见王莽败局已兆，天下方乱，遂与李通定谋，举兵而起。刘秀起兵之后，连连破敌，战果累累，诸将一再劝他称帝，他均不肯。
后来耿纯进谏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于是刘秀答应说：“吾将思之。”
后来行军至饫，刘秀原来在长安时的同舍生强华从关中奉《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于是诸将们奏请说：“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何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
于是刘秀命有司设坛场千秋亭五成陌，于六月己未日即皇帝位。燔燎告天，婧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说：“皇天上帝，后土神，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日：‘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五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日：‘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火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日：‘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刘秀以图谶发达之后，对谶纬崇信有加，并且大力提倡。
公元29年，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刘秀下诏说：“久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
第二年九月丙寅，发生日食。他又下诏说：“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凌，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止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又一年三月，癸亥晦，有日食，刘秀避正殿，寝兵，五日不听事，并且下诏说：“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
汉光武帝刘秀于
“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计八十一篇。刘勰说：“八十一篇，皆托孔子。”三十六篇纬书计有《易纬》6种、《书纬》5种、《诗纬》2种、《礼纬》3种、《乐纬》3种、《春秋纬》14种及《孝经纬》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