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帝以有门伐意义。
由于士族阶层对礼的重视，郑注《三礼》受到相当的推崇。这时，同出马融门下的王肃主要根据马融的经说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和《左传》等古文经作注，以此向郑学挑战。王肃的目的是要以自己的经学取代郑学，所以凡郑学主古文说者，他即以今文说攻之；而凡郑学主今文说者，他则以古文说驳之；甚至伪造《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两书，假托圣言以讥贬郑学。
起初，有魏帝曹髦支持郑学博士以反对王学。后来，王注诸经受司马氏的支持而得列学官，一时压倒了郑学。此后，郑学之徒马昭和孙炎与王学之徒孔晁、孙毓等人进行了不少争论。东晋时郑学又压制了王学，郑注诸经大都重立于学官。整个魏晋经学，由王学与郑学之争代替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而王郑二家偏重古文说，实际上成了古文经学内部的流派之争。
在郑王两家之外，王弼注《周易》、杜预注《左传》、范宁注《谷梁》，何晏注《论语》和梅颐伪作《古文尚书》开始行世，他们的做法几乎把汉代今古文两家的注解全部推翻了，他们的经注可以看作儒家经学的玄学化。
中国儒家在汉代独尊以后，其学说开始以注经的方式发展，逐渐变得繁琐起来。如有治今文经学者，说《尧典》篇目两字，竞达十余万言，一部经书的章句多至百万字。“幼童而守一艺，自首而后能言。”代今文而起的古文经学，虽然学风朴实，却只把孔子当史家看，长于名物训诂，而缺乏思想创造。儒家学说发展到汉末，其哲学思维已日趋枯竭。在这种情况下，长于哲学思辨的道家学说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王弼与何晏、夏侯玄等人援道人儒，以老庄思想注释儒家经典，开一代玄风，世称“正始之音”。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庄，通辩能言。”吏部郎裴徽见而异之，问道：“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答道：“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有所不足。”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地解决了援道入儒的理论难题。吏部尚书何晏亦对王弼的才智惊奇不已，他感叹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王弼玄学经学的代表作是《周易注》。《周易》是六经之首，是儒家经典中最富哲理的一部书。王弼看准了这一点，并用老庄玄理来解易，从而使《周易注》成为玄学经学的代表作。玄学经学尽弃两汉经学的象数推演和名物训诂，而专尚哲学思想的阐发，力图为儒家学说奠立新的哲学基础。玄学家的经注一出，除了《毛诗》、郑注三礼及何休《公羊解诂》外，汉代今、古文经学家的经注全被推倒，儒教经学发生了巨大变化。
两汉易学的突出特点是象数学和卦气说，而王弼易学的特点却是“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强调透过象数和名物之迹参悟无象无状、不可言说的神秘本体。儒教的玄学化克服了两汉经学的繁琐之弊，使人们从经学独断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为佛、道二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玄学发展演化的同时，道教和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哲学上一度超过了儒家，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三教鼎立”的局面。
受玄学思潮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和从印度传人的佛教思想日益兴盛起来，逐步动摇了儒家思想的一统地位，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这一历史时期，佛、道两家的理论创造十分活跃，中国知识界的聪明智慧之士大都被它们高超的理论思维吸引了过去，而儒家的阵营则只剩下一些皓首穷经死读书的干禄之士，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新。面对儒门冷落的历史局面，隋代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万荣）的王通誓守孔子之道，进行了艰苦的儒学创造，并提出“三教合一”的开明主张，在儒教历史上显得非常可贵。
王通（580—617）字仲淹，出身于一个“六世冠冕”、世宦兼儒学的家庭。自幼受学，勤奋非常，年十五而为人师。后来到处游历问学，“不解衣者六岁”。仁寿三年西游长安，见了隋文帝，奏“十二太平策”，尊王推霸，稽古验今，文帝大悦，但因公卿们反对而未采用。后来，王通被任为蜀郡司户书左，蜀王侍读。大业末年辞官回家，以著书讲学为业。据史书记载，王通曾著有《十二策》、《续六经》和《中说》等书，其中《续六经》包括《续诗》10卷、《续书》25卷、《礼论》10卷、《乐论》10卷、《赞易》10卷和《元经》（续《春秋》）15卷。他说：“《续诗》以存汉晋之实，《续书》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又说：“《书》以辨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可惜《续六经》全都亡佚了。王通的著作只留下《中说》，是他与弟子对问的笔记，经其子王福畴整理而成，类似孔子的《论语》。相传王通于大业中隐居家乡附近的白千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趣成市”，时人称此溪为“王孔子之溪”。他的胞弟王绩说：王通生于隋末，“伤世忧乱，有道无位，作《汾亭澡》，盖孔子《龟山》之流也。”王通死后，其弟子私谥为“文中子”，《旧唐书》称他为“隋末大儒”。
魏晋玄学家虽然也主张内圣外王，但其理想人物是“：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间”的所谓“圣王”。可是精神的自由和现实的事功常常发生矛盾，导致内圣与外王的分离。王通的理想人格则是内有周孔的道德、外有三王的功业，他要求圣人与王者的统一。他说：“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弟子问天道人事如何，他说：“顺阴阳仁义，如斯而已。”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婚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他一生的活动就是要“明王道”，继圣业，施仁义而兴礼乐。他表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
在人性问题上，他重新回到了孟子的性善论，并对性与情、道心与人心作了区分。他说：“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回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这一思想启发了理学家们的思考方向。他还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实现王道，除了要以儒教为主外，佛道二教亦不可废；真君建德灭佛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他说：“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荀非其人，道不虚行。”’当他读到其祖父所著《皇极谠议》时，惊喜地说：“三教于是乎可一矣。”魏征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则说：“使民不倦。”意思是说，三教可以互相补充，交相为用，共同为王道政治服务。
唐朝统治者实行三教并立政策，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这多少是对王通思想的一个证明。
王通的个人生活极其严谨。他自知其王道理想一时难以实现，所以独善其身，修身立于世，有意为世人作出榜样。“子闲居俨然，其动也徐，若有所虑；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长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他的穿着简俭而干净，绮罗锦绣不入于室，宴请宾客只一个菜，“食必去生，味必适”，果菜非其时不食，非其地不食。他还亲自躬耕田里，别人问他是否太劳苦了，他却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逃于天地之间，吾得逃乎？”他不相面，不祷疾，不卜非义，并且说：“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别人毁伤他，他也不理会，并且说：“恶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为诈，我则好诈焉。
不为夸炫，若愚似鄙，今人以为耻，我则不耻也。”朱熹评价说：“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读古圣贤之书而粗识其用，则于道未尝亡者盖有意焉。而于明德新民之学，亦不可谓无志矣。”
唐代学术的基本特点是儒、释、道三教鼎立，但三教的势力并不相等。其中佛教影响最大，道教次之，而儒教最小。
当然，这只是就思想学术的创新而言。当时佛、道两家不仅寺院和宫观热闹非凡，而且理论创造和宣传也相当活跃。可当时的儒家，不仅文庙的门庭冷落，而且理论水平也低，值得称道的东西不多。晚唐诗人罗隐“谒文宣庙”诗云：“晚来乘兴谒先师，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雨淋状似悲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倘使小儒名稍立，岂教吾道受栖迟。”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大倡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即写文章要发挥和宣扬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复兴儒学吹起了号角。在这一运动中，韩愈的思想最为激烈。他不仅在理论上力诋佛教，而且主用行政手段对佛教加以禁绝，以便为儒学开统，也为儒家搞了在看来，韩愈的做宋明新儒学继承了之旧局面”，而且启后、转旧为新关韩愈（786～8不足以自活”，自称“布衣之士”。幼年丧父，由兄嫂抚养。年轻时勤奋好学，却三试而不中。后虽中进士，却无官可做。他到处托人求情，终于借王公大人而跻身于官僚贵族的上层，相继为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国子祭酒、吏部侍郎、御史大夫等。曾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或其志。”他之所谓“志”，除了指谋取禄位外，当还有经国济世、复兴儒教的意思在内。他曾表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年轻时，曾上奏过一本《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减免徭役赋税，结果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南方当县令。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要把陕西凤翔法门寺的一块“佛骨”迎到宫中供养，这使人们的宗教狂热空前高涨。一时间，人们“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于是韩愈上《论佛骨表》，主张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结果险些送命，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就极高。他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且身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赞他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当然，韩愈绝不只是一位文学家，他的目标更在于续接儒家的圣学道统。他说：“愈之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道，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因此，他不仅全力排佛，而且写了不少有分量的阐发儒学义理的文章，成为中国儒学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变的关键人物。
唐代儒家之所以门庭冷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佛、道两家皆有很丰富的哲学思想来吸引才智之士，而儒家却没有。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主要是因为儒家缺乏能吸引人的“道”。为此，韩愈作了◎第四童道两得其草木。是，是归自有偏弊，惟有儒家的圣人之道“笃近而举远”，最好。
韩愈主张的圣人之道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他批评道家是言道德而去仁义，佛家是去君父而趋寂灭，所以用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来抗衡它。
从六经中发掘出《大学》以重新确立儒学的规模，是韩愈对理学的一个重大贡献。他说：“《传》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而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是用儒家圣人之道的有为主义来反对道家的无为和佛教的寂灭。为此，他特意为圣人之学搞了一个“道统”，以对抗佛家的“祖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意是说，孟子之后圣人之道虽有中断，却并非无人继其道统，这个继承者就是他韩愈。他说：“天如使兹人有知乎，非吾其谁哉！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的道统说武断地抹去了荀况与董仲舒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而他的“性情三品”的人性论实际上却是对董仲舒的继承。与佛教的心性论相比，“性情三品”说未免太粗浅。有鉴于此，韩愈的学生李翱（772～841）大量吸收佛教思想，为完善儒家的心性沦作出了贡献。
李翱认为，人性可以从性和情两个方面来认识。“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清明之性鉴于天地，非自外来也。”性是秉天地而来的，“人之性皆善”，凡圣皆同。“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