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认为，道德性命和事功节气的道理都应该以史为质证。他说，人有为天下百姓牺牲的决心，而后能成就大事；人有完成天下百姓使命的决心，而后能为天下之事而牺牲；人以偷生之心而遇事犹豫，没有不失败的。考之历史，事功必本于道德，节气必原于性命。“离事功以言道理，考亭终无折永康之论；贱守节而言中庸，孟坚究不能逃蔚宗之讥。”不博古通今，性命之学也是无法精通的。所以，他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成为宋明儒学的总结者和清代新学风的开创者。
明末清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在中国兴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然科学研究热潮。当时，不仅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具有时代先进水平的科学著作，而且出现了会通古今中西、会通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综合研究倾向。集科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方以智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质测通几”之学相当成功地进行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从而把儒家气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成为早期启蒙思潮中独具风貌的理论旗帜。气学集大成者王夫之说：“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这是对他的最好评价。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浮山愚者、药地、极丸等，安徽桐城人。出身于官宦儒学世家，七岁随父宦游蜀、闽、幽、燕、齐、鲁等地，历阅名山大川，并接触西学。十四岁时徒步百里参加童子试，以磨炼意志，并说“天下将乱，士君子将习劳苦矣。今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识，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
年十五，群经史子略能背诵，博涉多奇。流寓南京时，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品评人物，议论朝政，切磋学问，成为名噪一时的“明季四公子”之一。有诗日：“繁霜如雪孤南征，莫道能无故国情。斥鹦抱榆方大笑，牵牛负轭总虚名。凌云久动江湖气，杖剑时成风雨声。海内只今信廖落，龙眠山下有狂生。”
三十岁中进士，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讲官。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投奔南明弘光政权，因不为所容，遂隐名埋姓，流亡南粤，以卖药为生。顺治三年，参与拥立南明永历政权，并任职其间，又因受排挤而遁迹粤西，“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清军南下，指名搜捕他，不得已在梧州削发为僧，“只此一腔忠臣孝子血，倒作僧人不作儒。”
方以智出家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著书立说上，“一柄善刀还自砺。
欲挥残日上高春”，希望以笔锋为无厚之刃，而有所作为。平日所延接者皆清孤不屈之士，士大夫之行过梧州者，鲜不问道青原。至则闻其言，未尝不乐而忘返。王夫之说：“夫药翁非僧也，卒以僧老。其于儒言儒行，无须臾忘也，存主处与沉溺异端者自别。”康熙九年退居泰和养病，次年春被粤事牵连下狱，囚于南昌，后在由南昌解送广州途中病逝于万安，享年六十岁。
方以智一生坎坷，而学识渊博，凡天人、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早年融会中西自然科学，作《通雅》和《物理小识》，是著名的科学哲学著作。晚年入佛门后，力图会通儒佛道三家玄旨，著《东西钧》、《药地炮庄》、《易余》、《性故》、《一贯问答》及《愚者智禅师语录》等，思想极为深玄超透。
方以智把整个学术按对象不同划分为质测、宰理和通几三类。“质测”
研究物理，概指自然科学；“宰理”研究政教，指社会政治学说；“通几”
研究宇宙间的根本原理，指哲学。他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虫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日质测。”质测之学是方以智最有特色的气学理论，是明清气学思潮深化发展的产物。王夫之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如果按照中国儒学正常的发展逻辑，气学思潮会很自然地导出发展自然科学的结论。可惜满清入主中原，重新扶植已被时代所唾弃的程朱理学，气学思潮被斩断了。
方以智所谓的“通几”，是以隐藏在天地万物中的发展契机和内在本质为对象的。他说：“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日通几。”
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哲学应以科学为基础，并克服科学的片面性。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竞扫质测而但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哲学原理即蕴藏在科学之中，不可离开科学而空谈哲学。又说：“通几护质侧之穷。”哲学又可以克服具体科学的局限性，获得对世界的全面认识。总之，“常统常变，灼然不惑。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本末源变，知则善于统御；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言耳目之所不及，附会其说，甚则构虚骇人；其拘谨者，斤斤耳目之前，外此则断然不信。其蔽均也。”
据此，他对宋明理学和西学均有所批评。关于理学家，他说：“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认为他们的哲学“空穷其心，倏忽如幻。”关于西学，他说：“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
肯定西方的科学，而否定其神学世界观。因而主张儒者应虚心学习西方科学，“借泰西为剡子。”同时，他也并不认为西方科学就是完美无缺的：“万历年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他主张儒者应以气学世界观为指导，即物以穷其理，发展出更详备的自然科学来。他说：“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中，岂不积乎！大成贵集，述妙于删，千古之智，惟善读书者享之。”认为人类的智慧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积累的，后人应该在全面继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创造新的文明。
在详于质测的基础上，方以智形成了他的气学宇宙观。他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虚，固是气；实形，亦气所凝成者。直是一气而两行交济耳。考其实际，天地间凡有形者毕坏，惟气不坏。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
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气凝为形，蕴发为光，窍激为声，皆气也。而未凝未发未激之气尚多，故概举气、形、光、声为四几焉。”
关于气的运动根源，他认为是阴阳二端的矛盾运动导致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一不可量，量则言二；日有日无，两端是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
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成济。”把“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联系起来加以辩证理解，这是方以智的一大贡献。所谓一分为二，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莫不有阴阳水火之相反两面，认为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抹相胜而相成也。
“《易》日‘一阴一阳之谓道’，非用二乎？谓是水火二行可也，谓是虚气实形二者可也。”所谓合二为一，是说任何相反的两面都有一个统一的基础，静沉动浮，理自冰炭，而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极必动，动极必静。“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岂非天地间之至相反者，本同处于一原乎哉？”
关于生物体的矛盾，方以智认为也有阴阳水火两方面，但阳火为主。
他说：“物物之生机皆火，火即真阳之元气也。上律天时，凡运动皆火之为也，神之属也；下袭水土，凡滋生皆水之为也，精之属也。天道以阳气为主，人身亦以阳气为主。阳统阴阳，火运水火也。生于火，死于火，病生于火，而养身者亦此火。”在阴阳水火之中，阳主动辟，可用五行之火代之；阴主静翕，可用五行之水代之。比阴阳二气更根本的元阳之气统摄阴阳，比水火二气更根本的君火统率水火。元阳在人则为真阳元气，是人体生命之本。
以上所述为方以智的质测气学。此外，方以智晚年遁人空门，会通三教玄旨，还有很玄妙的“通几之学”，因与气学思潮关系不大，兹不述。
王夫之集气学大成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湘西石船山下，人称船山先生。父亲是位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尤其对“春秋学”有较深研究。王夫之自幼颖悟过人，四岁从长兄王介之读私塾，七岁即读完了十三经。
十四岁时从父亲习五经经义，并考中秀才，被保送到衡阳州学读书。十六岁始攻音韵学，并博览经史子集，读诗达十万首。二十岁就读于岳麓书院，与旷鹏升等结“行社”，二十一岁又与郭季林等组织“匡社”。二十四岁参加湖广乡试，以《春秋》经魁中第五名举人，本欲进京会试，因李自成起义而未能行。二十五岁时张献忠占领衡阳，邀请王夫之兄弟参加起义军，弟兄俩不愿加入，设计逃脱。起义军把其父扣为人质，要挟其加人，王夫之乃自残肢体以拒绝。二十六岁时李白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覆没，王夫之闻讯作《悲愤诗》一百韵，以示不忘。及闻北京复被清兵所占，他更悲愤欲绝，数日不食。二十九岁时衡阳被清兵攻陷，第二年他以“能与仇战，虽败犹荣”的心情策划武装起义，结果未及举事便遭袭击，起义失败。
三十一岁时，王夫之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在行人司就职。当时东阁大学士王化澄勾结太监陷害忠良，王夫之三次上书弹劾其“结奸误国”，招致诬陷下狱，幸得降帅高必正仗义营救，始免难，遂被迫回湘。后来南明覆亡，他又作《悲愤诗》一首，以寄忠心和哀思。
王夫之回湘后数年，李定国进军楚粤，一度占领衡阳，管嗣裘曾邀其偕行，“以身殉故主”。王夫之进退萦回。乃求之蓍龟，两次占得《睽》之《归妹》，认为李定国势孤，“终凶”，孙可望挟君害相，“无悠利”，因担心陷入不忠不义之境，终不行。面对满清异族统治，王夫之誓不剃发，只好四处躲避。“退伏幽栖，俟曙而鸣”。从1654年起隐姓埋名，自称瑶人，流亡于零陵、常宁一带的荒山之中。三年后回乡，隐居衡阳莲花峰下“续梦庵”，后相继移居“败叶庐”、“观生居”、“湘西草堂”等处。
康熙元年，友人劝王夫之出仕清廷，他拒绝说：“业已出身事主，不得更忘所事。茹荼饮蘖，吾自安之。”康熙十七年，吴三桂进兵衡阳，欲请王夫之出仕，王夫之借故躲避。后吴三桂于衡州称帝，派官请王夫之作《劝进表》，王拒绝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康熙二十八年，大中丞郑端巡抚湖南时向王夫之赠送粟帛，并约他在岳麓山下以“渔艇野服”的方式会见，并索其著作予以刊行。王夫之称病不往，但受粟返帛，以“南岳遗民”的身分致函称谢。
王夫之回湘隐居后，主要以教书为生，通过讲述《春秋》和《周易》、《黄书》等宣传“夷夏之辨”和反清复明思想，同时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和著述活动。其子王说：“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张朱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赢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于堂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夫之的著述之多在中国古代堪称第一，涉及范围极广，据不完全统计，达一百多种、四百余卷，约八百万字。
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病逝于湘西草堂，享年七十四岁。，其《自题墓石》铭文道：“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慨叹虽抱复明之忠愤却不能实现，希望发扬张载的气学思想而光大之却力不胜任，只得含忧永世。
王夫之在儒学理论上的进步和成就是巨大的。他对明亡的悲愤和思想总结激发了他的哲学思维，而他对亡明的愚忠和对清廷的不合作态度则更加深了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思。他那“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慨表明，他无愧为一位真正的儒者，他那“退伏幽栖，俟曙而鸣”的精神，表达了一代中国人向往民族复兴和美好明天的共同心声。王夫之的苦心孤旨和辛勤劳动在清初的黑暗年代里显得相当可贵和难得，他的富有革命性和充满智慧的气学思想虽然被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压抑了近二百年，却能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被谭嗣同称为“昭苏天地”的“一声雷”。章太炎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这是历史对他的最高评价，也是他的苦心和努力应得的报尝！
通过对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系统研究和深入反思，王夫之建立了中国古代最完善的气本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