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密说汉唐诸儒不妨等于“毛血明水”，这是最公平的话。宋儒排斥汉唐，然而宋儒实在是毛公、郑玄、王弼、王肃的嫡派儿孙。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也实在是朱熹、黄震、王应麟的嫡传子孙（章学诚已能见及此）。
所以从历史上看来，宋学只是一种新汉学，而清代的汉学其实只是一种新宋学！
费氏父子说：
古经之旨未尝不传，学未尝绝也。（上，三十三）
这真是历史的眼光。不过他们生当宋学的反动时期，不免一笔抹杀宋儒的贡献，不免过崇汉儒。这也正是费氏父子代表时代精神之处。
他们说的“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也和顾炎武说的“经学即理学”相同，也代表当日的学术界的一种大趋势。
三、费氏的实用主义
费氏著的书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传正纪》，而这书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新道统论，所以我们述他们的主张时也首先注重这一点。
费氏的历史的道统论既说明了，我们现在可以研究他们用历史眼光去观察儒家的学说所得的什么结论。我们除去细节，只提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实用主义，一是他们尚论古人的态度。
《新繁志》的《费密传》曾述费密常对他的儿子说道：“我著书皆身经历而后笔之，非敢妄言也。”志传又说他“凡与诸生论经术及古文诗辞，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
他的注重经验事实，他的注重实用，是他的学说的特别色彩。他们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深深地感觉宋明理学的空虚无用，所以主张一种实用主义。
《新繁志》说费密壮年时（1656）曾在静明寺和一班和尚学静坐。坐到半月余，心始定。他曾自言：
始半月视物疑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复有履。久之，心中见红圈渐大，至肌肤而散，颇觉畅美。一夕，闻城壕鸭声，与身隔一层，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鸭声与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叹曰：“静坐，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
《弘道书》（下，二十）
也说：
密壮时尝习静坐，先子深加呵禁。后在乡塾，考定古说，条晰辨论。盖密事先子多年，艰苦患难阅历久，见古注疏在后。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见道之源；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这两段都最可注意。宋儒轻视汉唐古注疏，只为汉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训诂的工夫，不谈微言大义，所以宋儒嫌他们太浅陋了，笑他们未闻大道。
宋儒的理学所以能风行一世，也只为他们承禅宗的影响，居然也能谈玄说妙，一洗“儒门淡薄”之风。
现在当理学极绚烂之后，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注疏，那是极困难的事；非经过一番大觉悟或大反动之后，那是不会实现的。
明末清初的学者，承王学极盛之后，所以能抛弃那玄妙的理学而回到那淡薄的经学。
正是因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败了，阉宦的横行太可耻了，流寇的祸乱太惨烈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种种的原因构成了一个有力的反动，方才有那样的大觉悟，方才有那样的大决心。
况且乱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观消极的路上去。幸而那时正当古学复兴的时期，杨慎、焦竑、胡应麟、陈第等人已把门户打开，归有光、钱谦益诸人又极力提倡古注疏。（崇祯十二年吴凤苞新刻《十三经注疏》，钱谦益为作长序。费氏父子屡引此序。）
所以费氏父子从患难里出来，不致于走入静坐遁世的堕落路上去，却在古注疏里寻出古代儒家所谓“道”，本无谈玄说妙的话，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实事实功。
所以费密说，“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见道之源。”一方面，费氏父子若不经过那种痛苦的经验，也不容易甘心舍弃那神秘的主静主敬的理学，诚心地来提倡那“淡薄”的儒学。所以他说“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费氏父子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主张实用主义。他们有一个《吾道本旨表》（中，三十九），大略如下：
吾道本旨=有一力行
内省
吾道变说=无一清谈
高论
他们又有一个《先王传道表》（中，二十八）：
先王传道
三重：一、议礼，二、制度，三、考文。
九经：一、修身，二、尊贤，三、亲亲，四、敬大臣，五、体群臣，六、子庶民，七、来百工，八、柔远人，九、怀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
四民：士，农，工，商。
他们对于“道”的见解，只是政治的，伦理的，实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里，成了一部高谈性命的根据；而费氏父子在那部书里只看出那“三重”“九经”几个政治的观念。
他们认定“儒贵能治天下”；“三重九经”之说虽极淡薄，却是一种整治社会国家的途径，比那性命玄谈是实用多多的了。
费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谈，常说事功为要，言说为下。他们常叹息：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讲。（下。二）
他们也反对宋儒说“下学”为人事，“上达”为天理的话。他们说：
邵雍曰，“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盖天地以天道生万物而蕃，圣人以人道济群生而安。天道远而难知，论之易生纷恶，故圣人不言。人道实而可见，所以通伦常而错礼义，故圣人重之。（下，三）
这是一种“存疑主义”的论调。他们因为要推开那宋儒的玄学，故轻轻地用“天道远而难知”一句话，把宋儒的宇宙玄学放在存而不论的地位。放开了那远而难知的，且来研究那实而易见的：这是实用主义者的存疑主义。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义的态度，要使人离开神学与玄学的圈套，来做科学的工夫。费氏父子的存疑主义也只是要大家离开那太极先天的圈子，来做实学的研究。
他们推开了那无用的道，主张那整治国家，实事实功的道。他们说：
圣人生平可考，《乡党》所记可征，弟子问答可据。后儒所论，惟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书》之本行，而圣王之六经四科乱矣。
……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冲漠无朕至矣，心无不[在]腔子，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司马祯坐忘，天台止观，同一门庭，则沙门方士之能事耳。
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安能与古经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哉？（下，十九）
拿家国民生作有用无用的标准，虽然颇近于狭义的实用主义，然而当时的虚空无稽的玄谈实在需要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评判标准。
费氏指出宋明的理学只是“深山独处”的自了汉的哲学，但不适用于“城居郭聚，有室有家”的生活。他们的“道”，是要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阶级的：
帝王天命统道，为“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师儒，讲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农工商贾给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妇织红酒浆，助道之人。
朝廷，政所从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胶庠，言道之所；乡塾，学道之所；六经，载道之书；历代典章，续道之书；文章辞赋，彰道之书；冠婚丧祭，吉凶仪物，安道之用；军务边防，五刑百度，济道之用。——此圣门所谓道也，非后儒“宗旨”之谓也。（下，二十）
这种见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浅近淡薄的，但仔细看来，却是几千年无人敢说，无人能说的大见识。
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与人生日用发生交涉；凡与人生日用没交涉的，凡与社会国家的生活没关系的，都只是自了汉的玄谈，都只是哲学家作茧自缚的把戏，算不得“道”。他们说：
圣人中正平实，广大无尽，国家是赖，本配天配地之学。后儒变立新说，化为各自一种囊风橐雾，或可有可无之经。（下，二十）
凡经不起这个实用主义的标准的评判的，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
天下既治，无异于中材；天下已乱，无救于成败；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难，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说，高自矜许，诬古人而惑后世。（上，四十五）
这叫做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
费氏父子的实用主义，简单说来，只是
教实以致用，学实以致用。（上，五十一）
十个大字。说得更明白点，只是
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十五）
说的更明白点，只是
修之有益于身，言之有益于人，行之有益于事，仕则有益于国，处则有益于家。（上，四十五）
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只是
用元先儒袁桷《国学旧议》，今习实事，如礼乐兵农漕运河工盐法茶马刑算，——一切国家要务，皆平日细心讲求，使胸有本末定见，异日得施于政。
在学十年，选而仕之，使自署其习云“能某事”，得以课勤其实，悉考为伍贰，禄俸足以养廉，历练国事；能则迁升，不能则罢去。（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应用，只是
论政，以身所当者为定，考古斟酌调剂之。仁义礼乐，遵二帝三王为法。至于典制政刑，采之历代，庶可施行。
尧舜三代风气未开；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汉唐以来累朝讲求明备，传为定章。使天下安宁，不过济时救弊也已。（中，二十二）
上文最后引的一段话，即荀卿“法后王”之意，但费氏父子说的更痛快明白。如云，“尧舜三代风气未开”，此是何等见识！费氏父子又举封建井田为例，说明此意。他们说：
欲行郡县阡陌于先王风尚淳质之世，时有所不可；即欲行封建井田于后王人心大变之日，势亦有所不能。
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县阡陌，后王之善政也。所谓“王道”，不过使群黎乐业，海宇无扰，足矣。（申，二十三）
这是历史的眼光。费经虞曾讲《中庸》“议礼，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礼。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礼》，则礼广矣。度与文皆礼中事，别成一条。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数，不敢逾越，此之谓度。
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变通也。议者，合众论而成一是也。制者，画为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适用而不颇僻也。（中，二十六）
他们的结论是：
立政兴事，不泥古，不随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国，下不困民，求合于中。（中，二十四）
应用的标准仍是那实用主义的标准，——“济时救弊也已”。
四、费氏议论人的态度
费氏父子经过无数痛苦的经验，深知人情世故，故他们议论人物，往往能持一种忠恕平允的态度。
自从宋儒以来，士大夫自居于穷理，其实只是执着一些迂腐的意见；他们拿这些意见来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强凑合他们的死板法式。
他们自己迷信“无欲”为理想境界，所以他们上论古人，下论小百姓，也期望他们无私无欲。他们抱着成见，遂不肯细心体谅人们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
所以自程颢、朱熹以后，学者心眼里只认得几个本来没有的圣人，其余的都不是完人。殊不知他们的教主孔丘先生在日本是一个很和平圆通的人。
孔丘也肯见见南子，也不拒绝阳货的猪肉，也和他国里的一班贵族权臣往来问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发财的，也有替蒯瞆出死力的。
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说过，乡愿是德之贼，而狂狷却还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绝四”，而宋儒却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训！费氏父子对于宋明理学家的这种态度，最不满意，常常提出抗论。他们说：
夫运代不同，犹四时之递序；而性情互异，若水火之相隔也。……历代人才不一：
识高而学浅，或学赡而识卑；
或文多而浮，或武壮而暴；
或刚德而败事，或激昂以邀名；
或谋深而谤腾，或名重而毁至；
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后能立勋钟鼎；
或其初托足匪类也，继乃望重朝端；
或辱身以就奸贼，而曲忍全君；
或畏势觉其难移，而退避免祸；
或公忠体国，事欲核实，而诸臣怨之；
或招呼同类，朋党害政，而天下称之；
或为众所攻而未尽非，或为众所宗而非无过；
或规模弘远而人议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讥其固；
或刚正之质以温厚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劲直为乖张：
——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为衡宜百务精当。……
此伊尹不求备于一人，孔子论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贤大夫也。乌有一生事事无疵，言言中节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狭，未尝炼达，辄凭枯竹衡量古人。
洗沙而数，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闭户以谈；往代之非，意见为刺；削平生之勋德，搜隙罅以为罪。……固薄之论满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识略高贤遗冤简册，饮恨九原：此百世无已之大痛也。（上，十一～十二）
这已是很平允的议论了。他们又说：
邵雍曰，“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无异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值奸凶，世乱而陷没盗贼，隐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为尽失。惟相与煽乱为可诛耳。
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爱也；产业，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极慕也；饥寒困辱，人所难忍也；忧患陷厄，人所思避也；义理，人所共尊也。
——然恶得专取义理。一切尽舍而不合量之欤？论事必本于人情，议人必兼之时势。功过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尽律人以圣贤，不专责人以不死。不以难行之事徒侈为美谈，不以必用之规定指为不肖。
后事之忠咸足以立身，异时之善皆可以补过。从古从今，救时为急；或可或否，中正为宜。倘坚信宋儒刻隘臆说，恐伊、吕、微、箕生于汉唐，亦多遗议矣。《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所当尽绝语录酷深之浮辞，仍守经传忠恕之定旨。（上，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