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根据是历史的：他只说，古往今来的一部中国历史就是道统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别无所谓道，也别无所谓道统。简单一句话，事业即是道，事业史即是道统。他们父子说：
二帝三王皆以事业为道德，典谟训诰记录彰明。战国分争，始以攘夺为事业。谓之变，可也。非事业外又有所谓道德。以言无，言天，言心性，言静，言理为道德，以事业为伯术，则后儒窜杂谬诞而非圣门之旧。（上，十）
这个意思，他们也列为一表：
王道久而渐变遂分表。（下，二十八）
[儒]
君臣将相行于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开国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兴教，弘济天下。
三纲五常，饮食衣服，宫室器用，吉凶仪物，殊途同归；《诗》《书》《礼》《乐》所载，士农工贾[所]遵守：此为吾道，实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简之俦行于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养心性。
[佛氏]
其徒静坐相传为专悟心性。
这种见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这是大家口头都会说的区别。但费氏父子提出的区别，说的更痛快。
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业，二氏是山林幽隐的道；我们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来做我们的城市生活的事业。
第二，儒家的道的内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农工商所遵守的实事实用；二氏的道是少数闲人废物的养心性与悟心性的工夫。我们不能叫士农工商都抛弃了他们的日用事业来做养心明性的工夫。
费氏家学所谓“道”，以“实事，中庸”为主。费密曾说：
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怳忽之谓虚。（中，三十五）
他们认定这“通诸四民”“见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们极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说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
但费氏父子的这种主张并非有意因袭前人，乃是从痛苦患难之中体验出来的结论。费密说：
天下之治，群黎乐业，万物遂其生，皆法制礼义所继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统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职；自上古至今。无有逾此而可致治者。后儒以静坐谈性辨理为道，一切旧有之“实”皆下之，而圣门大旨尽失矣。
密少逢乱离，屡受饥馑，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参差，则弱之肉，强之食。
此时“心在腔子”“即物穷理”“致良知”，有何补于救世？岂古经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先子（经虞）平日论次，密老年益确信不疑也。（上，十五）
这一段自叙使我们看出时势与学说的关系。清代学者所以群趋于“反理学”的运动，也正是因为静坐致良知等等空谈禁不起李自成、张献忠一班人的试验。
费氏父子从乱离饥馑里体验出“道在于政治”的一个道理，故说，“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
费密的儿子费锡璜也能承家学，章学诚引他的《贯道堂文集》，有云：
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
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刘刻《章氏遗书》八，页二十）
这确是费氏的家学。他们把儒者看作一种“政治匠”，他的职业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制器一样。
他们菲薄理论，但用事功作标准，有时未免趋于极端，变成一种狭义的功利主义。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狭义的功利主义相同，同为事势的产儿。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费氏家学的道统论。他们否认宋儒的道统论，他们认定儒术贵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谈玄理。所以主张：
欲正道统，非合帝王公卿，以事为要，以言为辅，不可。（宋则议论为主，实事为末。）盖人主镇抚四海，提挈纲维；士大夫协恭共济，政和化洽。泽之渥者，当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后世著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当遵经据史，序上古及历代，为统典。
……汉唐以来，治乱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时为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经，兴立学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尽没，黎庶之涂炭不致久困；一时赖之，数百年享之，——追继三代无疑也。
历世久远，诸儒皆无异辞。何为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议，而悉谤毁黜削之，谓“秦汉而下，诏令济得甚事，皆势力把持，牵滞过日！”（上，五）
这种道统论，认事业即是道德，政治史即是道统，“序上古及历代为统典”，——这是费氏家学的一个主要见解。
其说与南宋的陈亮、叶适颇多相同，但陈亮虽大胆，说的尚不能有费氏父子这样的透彻明白；这大概是因为费氏父子饱尝了无政治的痛苦，体验的深彻，故主张也更老实透切了。
二、费氏论经学传授源流
用帝王公卿治安天下的政治史作道统，这是费氏父子的一种道统论。
但他们另作一种《道脉谱》，叙七十子之后经学传授的统系，表示儒学传授并不曾中断，并没有宋儒说的“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的事。
这也是用历史的事实来证明宋儒的道统论的虚妄。费密作《道脉谱论》（《弘道书》上），简直是一篇儒学史论。他说：
秦人焚书，经文尽失。儒者壁藏之，冢藏之，子若孙口授之，二三门人讨论纂述之：保密深厚，幸获不坠。经已绝复存者，先秦诸儒之力也。
汉兴……正定讹残，互述传义，共立学官。……经久亡而复彰者，汉儒之力也。
自汉而后，中罹兵事，书传佚落。六朝以来诸儒于经注解音释，或得其遗以补亡脱，至唐始会为十二经；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书。经如丝复盛者，魏晋隋唐诸儒力也。……（上，十七）
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两途，后人遂轻视汉魏以下的经师，以为他们未闻大道；而道统所寄，竟像真在那些得千圣不传之绝学的周程张朱诸人了。
费氏父子不认政治史上三代以后全是“势力把持，牵滞过日”，也不认学术史上孟子以后儒学遂无传人。
他们用历史事实来指出秦汉以下的传经诸儒皆是七十子的真正传人。但从历史上看来，汉儒尤为重要。他们说：
然汉儒，冢子也；后儒，叔季也。汉儒虽未事七十子，去古未远，初当君子五世之泽，一也。尚传闻先秦古书，故家遗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乱，旧章[夫]散失，三也。（上，二十七）
这不但代表费氏家学，并且代表清朝学者的“汉学运动”。这三层理由，其实只是一个理由，其实只是“去古未远”四个字。清代学者所以推崇汉儒，只是因为汉儒“去古未远”，比较后代的宋明臆说为更可信任。
这个态度是历史的态度。宋明儒者的毛病在于缺乏历史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富于自由创造的成分，确有古人所不曾道过的；但他们不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创见，却偏要说这是古经的真义。
这并不是他们有心作伪欺人，只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把他们自己的创见误认作千余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谛。
后来他们的经说既成了学术思想界的无上权威，后人无法可以推翻他们。只有从历史上立脚，指出宋明儒者生当千余年之后，万不能推翻那“去古未远”的汉儒的权威。
清代的汉学运动的真意义在此；上文引的费密主张汉儒所以最可崇信的三层理由，要算是这个运动的最明白的说明了。
人皆知汉学盛于清代，而很少人知道这个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很兴盛。费氏父子富于历史的兴趣，自言他们的主张乃是宋元明三朝学者屡次主张的。
在一处（上，二十二）他们列举宋朝司马光、欧阳修以下，直到明末的钱谦益等，凡一百○二人，都是主张汉唐诸儒可以继承七十子的。他引明朝的学者的话，更可以表示明朝中叶以后反理学、重汉学的倾向。如王鏊说：
汉初六经皆出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余。然去古未远，尚遗孔门之旧。诸儒掇补葺，专门名家，各守其师之说。其后郑康成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其功不可诬也。
宋儒性理学行，汉儒之说尽废。其间有不可尽废者，今犹见之《十三经注疏》，惟闽中有板。闽本亡，汉儒之学或几乎息矣。
又引郑晓的话：
宋儒论汉儒驳杂，讥其训诂，恐未足以服汉儒之心。宋儒取资汉儒者，十之七八。宋诸经书传注尽有不及汉儒者。
又引归有光的话：
光钻研六经，溯其源本。秦火以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之蕴奧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
又引新安黄洪宪的话：
经艺奥微，汉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于世。则扃鐍未启，宋儒之学未必能窥其堂奥。……矧汉去古未远，表章之后，遗书四出；诸儒校雠未必无据焉，可尽訾哉？
这皆可表见尊崇汉儒的风气不起于明末清初。费密又叙他的直接渊源有四个人：
一、张朝瑞作《孔门传道录》，记七十子。
二、朱睦楔作《授经图》，列汉儒。
三、邓元锡作《学校志》，从七十子序及近代。
四、王圻作《道统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诸儒于宋之前，著论明其不可废。
因为这四个人的书不大行于世，所以费经虞父子推广这个意思，“遵圣门定旨，辑为《中传正纪》”。
此书今不传了，但据《新繁志》及《贯道堂集》所称，“《中传正纪》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为传八百余篇，儒林二千有奇”。
“中传”的意思即是我们在上文说过的“通诸四民之谓中”。他们自己又下定义道：
中者，圣人传道准绳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党而已；不本中以明学，过不及而已。故谓之中传。（上，二十二）
据《新繁志》载的书目，费密还有《中旨定论》一卷，《中旨正录》二卷，《中旨辨录》二卷，《中旨统论》二卷，《中旨申惑》二卷。这可见“中”字是费氏家学的一个中心观念。
《道脉谱》似是《中传正纪》的一种图表，“画图详其世次，述传授之宗系”。此谱亦不传。但章学诚引《贯道堂集》，说费密“自推其学出于子夏七十二传”，大概此谱必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怪不得章氏要说他“妄诞不经”了。
《道脉谱论》的后半列举五种反对的议论，并举五种答覆。其第二辨云：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盖千四百年之后。乃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承道统。
费密驳他道：
……既不敢自为传，云得之遗经，是遗经也，汉唐诸儒……兴之继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获传此遗经也。……
传此遗经以惠后世，使得因之以识圣门所述先王之遗，何一二儒生窜乱经文，悍然自是，皆黜削不以为传也？不亦太过乎？
其第三辨云：
汉唐传遗经，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闻道也。汉唐只可言传经，宋始传道。
这是“道学‘儒林’”分家的话。费密驳他道：
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凿空支蔓，儒无是也。归有光尝辟之云：“自周至于今，二千年间，先王教化不复见，赖孔氏书存，学者世守以为家法，讲明为天下国家之具。
汉儒谓之讲经，后世谓之讲道。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世之论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有光真不为所惑哉？……即圣门果有性命突起之说，汉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废也。
……笾俎鼎铏，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圣人之至仁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传曰：“礼失而求诸野。”不贤也，野也，皆道所在，圣人不废。七十子与汉唐诸儒传遗经而道获存。不贤焉，野焉，亦可为毛血明水。遂尽削之，其合于圣人之仁否也？
这一段的议论最公平。宋儒凭藉汉唐的经学，加上佛家与道家的影响，参考的材料多了，他们对于古书的了解往往有确然超过汉唐之处。
但他们为中兴儒教起见，虽得力于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为自尊其说起见，虽得力于汉唐而不能不压倒汉唐。谁知他们的权威太大，终究要引起反宋学的运动，于是清儒虽皆得力于宋学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学。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我们今日用纯粹历史的眼光看来，只看见古今一线相承，演化不息。汉儒去古未远，保存得不少的古训诂，有抱残守阙之功，而他们的见解实在鄙陋的可笑。
魏晋以后，经过低等民族的扰乱，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个黑暗的中古时代，这也是不可讳的。
在这个长期的中古时代里，儒家实在不曾产出一个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两个平凡的王通、韩愈来撑持门面。因为中古儒家没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后来儒者看不起中古时期，而有“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的话头。
但平心看去。魏晋六朝的经师确也有继续不断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规模的结集，上结八代的经学，下开宋儒的经学。宋儒的理解能力来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经的基础工具仍然是汉唐的注疏。
不过宋儒生当禅宗大行之后，思想经过大解放，所以理解突过汉唐诸位学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组织伟大的系统。但这正是学问进化的自然现象，像堆柴一般，后来的应该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