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只有这些方法可以断定那些字的古音，也可以找出可能有的违反通则而要特别解释的例外。顾炎武认为这种例外可以从方言的差异来解释。
但是这样大规模收集材料的最大用处还在于奠定一个有系统的古音分部的基础。有了这个古代韵文研究作根据，顾炎武断定古音可以分入十大韵部。
这样音韵学才走上了演绎的、建设的路，第一步是弄明白古代的“韵母”（韵部）；然后，在下一个时期，弄明白古代声母的性质。
顾炎武在1667年提出十大韵部。下一百年里，又有好些位学者用同样归纳和演绎的考证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江永（1681～1763）提出十三个韵部。段玉裁（1735～1851）把韵部加到十七个。他的老师，也是朋友，戴震（1724～1777），又加到十九个。王念孙（1744～1832）和江有诰（死在1851），各人独立工作，得到了彼此差不多的一百二十一部的系统。
钱大昕（1728～1804）是十八世纪最有科学头脑的人里的一个，在1799年印出来他的笔记，其中有两条文字是他研究古代唇、齿音的收获。
这两篇文字都是第一等考证方法的最好的模范。他为唇音找了六十多个例子，为齿音也找了差不多数目的例子。为着确定各组里的字的古音，每一步工作都是归纳与演绎的精熟配合，都是从个别的例得到通则，又把通则应用到个别的例上。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关于唇、齿音的变迁的两条大定律。
我们切不可不知道这些开辟中国音韵学的学者们有多么大的限制，所以他们似乎从头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全没有可给中国语言用的拼音字母的帮助。他们不懂得比较不同方言，尤其是比较中国南部、东南部、西南部的古方言。他们又全不懂高丽、越南、日本这些邻国的语言。
这些中国学者努力要了解中国语言的音韵变迁，而没有这种有用的工具，所以实在是要去做一件几乎一定做不成的工作，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成功失败，都得先知道他们这许多重大的不利条件。
这些大人物可靠的工具只是他们的严格的方法：他们耐心把他们承认的事实或例证搜罗起来，加以比较，加以分类，表现了严格的方法；他们把已得到的通则应用到归了类的个别例子上，也表现了同等严格的方法。
十二世纪的吴棫、朱熹，十七世纪的陈第、顾炎武，还有十八九世纪里那些继承他们的人，能够做出中国音韵问题的系统研究，能够把这种研究做得像一门学问，——成了一套合乎证据、准确、合理系统化的种种严格标准，——确实差不多全靠小心应用一种严格的方法。
我已经把我所看到的近八百年中国思想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发达史大概说了一遍。这部历史开端在十一世纪，本来有一个很高大的理想，要把人的知识推到极广，要研究宇宙万物的理或定律。那个大理想没有法子不缩到书本的研究——耐心而大胆地研究构成中国经学传统“典册”的有数几部大书。
一种以怀疑和解决怀疑做基础的新精神和新方法渐渐发展起来了。这种精神就是对于牵涉到经典的问题也有道德的勇气去怀疑，就是对于一份虚心，对于不受成见影响的，冷静的追求真理，肯认真坚持。这个方法就是考据或考证的方法。
我举了这种精神和方法实际表现的几个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考订一部分经书的真伪和年代，由此产生了考证学，又一个是产生了中国音韵的系统研究。
然而这个方法还应用到文史的其他许多方面，如校勘学、训诂学、史学、历史地理学、金石学，都有收获，有效验。
十七世纪的陈第、顾炎武首先用了“本证”、“旁证”这两个名词，已经是充分有意运用考证方法了。因为有十七世纪的顾炎武、阎若璩这两位大师的科学工作把这种方法的效验表现得非常清楚。
所以到了十八九世纪，中国第一流有知识的人几乎都受了这种方法的吸引，都一生用力把这个方法应用到经书和文史研究上。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学术复兴的新时代，又叫做考据的时代。
这种严格而有效的方法的科学性质，是最用力批评这种学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方东树（1772～1851）正是这样一位猛烈的批评家，他在1826年出了一部书，用大力攻击整个的新学术运动。
然而他对于同时的王念孙、引之（1766～1834）父子所用的严格的方法也不得不十分称赞。他说：“以此义求之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父子《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匹。”
一个用大力攻击整个新学术运动的人有这样的称赞，足以证明小心应用科学方法最能够解除反对势力的武装，打破权威和守旧，为新学术赢得人的承认、心服。
这种“精确而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的精神和方法，又有什么历史的意义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然而是全用事实来表示的答案，应当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和方法使一个主观的、理想主义的、有教训意味的哲学的时代（从十一到十六世纪）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新时代了，使那个哲学显得过时、空洞、没有用处，不足吸引第一等的人了。
这种精神和方法造成了一个全靠严格而冷静的研究作基础的学术复兴的新时代（1600～1700）。但是这种精神和方法并没有造成一个自然科学的时代。
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所代表的精确而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的精神并没有引出来中国的一个伽利略、维萨略、牛顿的时代。
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种科学精神和方法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呢？
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曾试提一个历史的解释，做了一个十七世纪中国与欧洲知识领袖的工作的比较年表。我说：
我们试作一个十七世纪中国与欧洲学术领袖的比较年表——十七世纪正是近代欧洲的新科学与中国的新学术定局的时期——就知道在顾炎武出生（1613）之前年，伽利略做成了望远镜，并且用望远镜使天文学起了大变化，解百勒发表了他的革命性的火星研究和行星运动之时，哈维发表了他的论血液运行的大作（1682），伽俐略发表了他的关于天文学和新科学的两部大作（1630）。
阎若璩开始做《尚书》考证之前十一年，佗里杰利已完成了他的空气压力大实验（1644）。稍晚一点，波耳宣布了他的化学新实验的结果，做出了波耳氏律（1660～1661）。
顾炎武写成他的《音学五书》（1667）之前一年，牛顿发明了微积分，完成了白光的分析。1680年，顾炎武写《音学五书》的后序；1687年，牛顿发表他的《自然哲学原理》。
这些不同国度的新学术时代的大领袖们在科学精神和方法上有这样非常显著的相像，使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基本不同却也更加引人注意。
伽俐略、解百勒、波耳、哈维、牛顿所运用的都是自然的材料，是星球、球体、斜面、望远镜、显微镜、三棱镜、化学药品、天文表。而与他们同时的中国所运用的是书本、文字、文献证据。
这些中国人产生了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那些欧洲人产生了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
这是一个历史的解释，但是对于十七世纪那些中国大学者有一点欠公平。我那时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只有文学的训练，所以活动的范围只限于书本和文献。”这话是不够的。我应当指出，他们所推敲的那些书乃是对于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学生活有绝大重要性的书。那些大人物觉得抄出这些古书里每一部的真正意义是他们的神圣责任。他们正像白朗宁的诗里写的“文法学者”：
“你卷起的书卷里写的是什么？”他问，
“让我看看他们的形象，
那些最懂得人类的诗人圣哲的形象，——
拿给我！”于是他披上长袍，
一口气把书读透到最后一页……
“我什么都要知道！……
盛席要吃到最后的残屑。”
“时间算什么？‘现在’是犬猴的份！
人有的是‘永久’。”
白朗宁对人本主义时代的精神的礼赞正是：“这人决意求的不是生存，是知识。”
孔子也表示同样的精神：“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朝闻道，夕死可矣。”朱子在他的时代也有同样的表示：“义理无穷，惟须毕力钻研，死而后已耳。”
但是朱子更进一步说：“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后来真能使继承他的人，学术复兴的新时代的那些开创的人和做工的人，都懂得了怀疑，——抱着虚心去怀疑，再找方法解决怀疑，即使是对待经典大书也敢去怀疑。
而且，正因为他们都是专心尽力研究经典大书的人，所以他们不能不把脚跟站稳；他们必须懂得要有证据才可以怀疑，更要有证据才可以解决怀疑。
我看这就足够给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实作一种历史的解释，足够解释那些只运用“书本、文字、文献”的大人物怎么竟能传下来一个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一个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使我们，当代中国的儿女，在这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觉得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