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官吏，官吏，究竟官和吏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中国传统政治素有官与吏之分，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那时，官与吏的出身区别不大，无论官有多大，也很少是一步登天的，多半都从上级的吏属开始。到了唐朝，官和吏的区别开始逐渐拉大，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的，而吏却是官雇用的，是官员的附属。杜甫的“三吏”中所指称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中的“吏”其实指的是差役。
到了元代，二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明了。元朝民族等级制度森严，政府长官都由蒙古人担任，然而，蒙古人多半不识汉字、不懂政事，统治起来不得不倚重于书记与文案，被严重压迫歧视的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官场无门，便退而求其次，以笔杆子混口饭吃，官与吏也随之泾渭分明。
到了明朝朱元璋时，由于管理人才不够用，任何长官都可以荐举人才，不论是进士、监生还是吏员，一经推荐，一律任用。在此，进士相当于已经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的候选人，监生相当于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在职低等官员。原本，三者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朱元璋出台了一项规定：胥吏不能当御史，不准考进士。如此一来，胥吏的出身便有了很大的局限，只有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才来当胥吏。
当受官场流品歧视的胥吏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与空间时，胥吏们便有些愤愤不平了。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官员身边的秘书或参谋内心不平衡时会是一种什么景象。明清两代，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头之日的文员（胥吏），他们用笔杆子玩玩花样，政治流程便冗繁了许多。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取决于获取的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个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送上来了，这个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由此可以看出，胥吏是沉淀在历史底层的作用力，明代理学家陈几停就提到过这个问题。他的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绍兴出师爷，历来闻名。师爷是个大概念，是佐僚人员，即副职和辅助性质的吏员，其中为官员佐僚的就是胥吏，他们为了更好谋生，也大多做了胥吏。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就写道：“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作‘飞过海’。怎么叫个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账。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叼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分钱。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稳，就悄悄地逃之夭夭，十个里边，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完全名节。所以天下衙官一大半都出绍兴。”
的确，绍兴人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的特点特别适宜为胥。到了清代，官场更是流行一句谚语：“无绍不成衙。”《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
借着绍兴师爷的形象，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胥吏的轮廓：使笔如刀，精明干练，有正有邪。晚清光绪年间，针对胥吏，行政有这样一种说法：“铨选（官员升迁）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官司）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以查复公事为例，如果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便可轻处，如果写“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便要重罚。
官和吏如同一条线上的蚂蚱，官有官的派头，吏有吏的实权，如果官员与师爷之间有了矛盾，师爷们暗中作梗，官员也要吃不少哑巴亏，更不要说对于底层百姓的影响了。
胥吏非官而官，有时甚至比官还能管；胥吏寄人篱下，有时又能反客为主；胥吏弄权幕后，作用却可影响前台。
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胥吏也有大作用。
名士：世不我知未足忧，是真名士自风流
中国历来多名士。打个比方说，风景需要一些小点缀增加情趣，一个国家也需要名士做点缀。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名士总是活跃在历史舞台之上。
名士自古就有，东汉时候形成雏形。名士们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当时的名士们，互相标榜，你说我是“孔子”，我说你是“颜回”。不过东汉的人崇尚名节，可以用生命来捍卫它，所以那时多名士就不足为怪了。
魏晋承东汉遗风，名士也不少。不过这时候的名士和东汉时的大有差别。他们沐浴在微风里，徜徉在溪水边，芊芊玉手之中，握着好看的拂尘，披着松散的袍子，掩盖着因服用五石散而裂口的皮肤，喝着酒，恣意谈话。可以看到，国家太平，名士就是无所事事的注解。
有人总结中国有六种名士：
1.拒绝合作型。夏、商、周三代都是家天下，汤、武革命就算是暴力革命。武王革命的时候，伯夷、叔齐就叩马而谏，说他以暴易暴，不合法制。两个人拒绝参加新政府，逃往山中挖野菜为食。但天下是人家的天下，怎么容身？最后只得饿死在首阳山下。
2.佯狂避世型。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自己写个桃花源来幻想，但哪有桃源可避，只能去乡下种地，忍受饥饿。这类名士如果养尊处优惯了，肯定不肯到乡下种地，只好待在权贵的眼皮儿底下，佯狂卖傻，陪伴他们的是酒和药。
3.隐市隐朝型。本来意义上的隐，一定不能当官。但已经当了官，乡下又住不惯，怎么办？只能降低标准，隐于市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4.琴棋书画型。名士除了诗酒雅集、一掷千金、精通美食和美女外，还有很多高雅的玩法，无法一一说到，不妨用这琴棋书画来概括。
5.附庸风雅型。假名士的一种。他们拿钱买园林、家具、文物、善本书、名人字画、国色天香的女人、炒一手好菜的厨师，但最不容易买到的，还是才情二字。没有才情却附庸风雅为名士大有人在。
6.太公钓鱼型。古代隐者，常以渔父为象征。渔父谁最早？姜太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钓的不是鱼，而是统治者的青睐。刘备三顾茅庐，也是上诸葛亮的“钩”。中国名士，很多待价而沽的。他们藏于深山，捷径在身边，“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专等明主发现。
无论哪种名士，他们都有自己的风度，风流无比。
但他们的内心大多是挣扎和痛苦的，像东汉的党人、竹林七贤、明末的东林党等。在历史上，他们都被视为忠贞的代表、正义的化身，他们体现了中国文人政治品德最高尚的一面。然而，他们内心大多痛苦，他们的结局也大多很悲惨。《晋书·阮籍传》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其实，不止是魏晋之际，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