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流传医圣张仲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张仲景在民间行医，遇见一个举止怪异的妇女，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木讷地看着天空。这个妇女的丈夫听信巫婆的谎言，也认为这是“鬼怪缠身”，就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在旁边观察了一会病态，又看了气色，然后对妇女丈夫说：“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受了较大刺激得了病啊。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你不要听信这些可恶巫婆的话，他们才是真正的鬼怪，要是被她们缠身了，你媳妇才会有性命危险啊。”
在征得妇女丈夫同意后，他为病人扎了几针，开了几服药，又嘱咐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妇女的病情果然好转，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全部回复正常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迷信巫术盛行，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巫婆妖道弄鬼装神，只是骗财，当然不能治好病人，结果很多无辜的生命被病魔夺去。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十分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用自己的医术治好病人来驳斥这些迷信行为，当人们看到他的医疗实效成就，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张仲景就用自己的医术解救了许多穷苦人。
张仲景出生的时候，正值兵祸延绵、生灵涂炭的东汉末年，加上瘟疫猖獗，更是民不聊生。张仲景家族有两百多人，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死去了三分之二，而且大多因伤寒病而亡。惨痛的现实促使张仲景从小就树立了解救百姓的宏伟目标。他呕心沥血，历经几十个寒暑，终于著述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自成一家。从此之后，老百姓有了抵御瘟疫和各种疾病的强大武器。三国时代的名医华佗读之，惊呼道：“此真活人之书也！”
张仲景做长沙太守时，仍坚持为百姓治病。按当时的规定，做官的不能随意接近百姓。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每月初一、十五两天打开衙门，坐在大堂上接诊。为了纪念张仲景，后人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称为“坐堂先生”。当然，名医在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大多并不是坐堂问诊，而是风尘仆仆地行走在民间，深入民舍，就是在这些救死扶伤的岁月中树立属于医者的知名度。
两千年来，许许多多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的医者，在修身、齐家、治国的奋斗道路上，无不体现出与张仲景同样的情怀。北宋名相范仲淹概括得更加精辟一点，那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
《国语·晋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受邀请去为晋平公诊病，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惑于女色所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情吗？”医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固医官也。”
上医就是高明的医生，高明的医生首要的能力是治理国家，然后才是治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医国与医人在根本上的同理同宗。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理想，同样的伟大抱负。所以古人总是将相与医相提并论，“医良则相，庸则匠”。尤其广大知识分子，仕途坎坷，成功者很少，于是为医就成为他们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夫舍良医则未之有也”。他们道德高尚，心怀天下，且悬壶问世，钻研医理，著书立说，集良医与良相于一身。
明朝时候，名医李时珍怀着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一面为群众治病，一面上山采药，跑遍大半个中国，途中还向药农、樵夫、老农请教。十年磨一剑，辛苦写成了医学巨著《本草纲目》。不为良相，便为良将，不为良将，便为良医。将良医列在良相和良将之后，可见这种治病救人的职业在中国古代有着显赫的名声。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可能很少有人不对良医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