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究其高者，他们可以位居文武百官之上，任凭你是位列三公，也不得不乖乖买他的账；究其低者，便是王室家族的粗使奴仆，非男非女，不过是个皇家保证女眷操守的下等工具。因此，宦官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是十分悲惨的，能风光一时的也不过是群体金字塔顶端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多数人仍是痛苦地挣扎在繁华宫廷的犄角旮旯里，比宫外的平民还要凄凉。即便是权倾一时的大太监，也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通常发迹得艰难，跌落得容易。
宦官中能够狠下心来将自己的命根子一刀切下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大多数宦官都是被强行阉割的。除以前被处以宫刑的罪犯外，历代皆有将敌国战俘强行阉割并移送宫廷充役的情形，明朝最多。
明英宗时，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率军征伐东苗，竟将俘获的东苗童稚1565人统统强行阉割。英宗得报后，非常愤怒，下旨斥责阮让，因为这个惊人的数目无疑会惊扰地方。阮让则强辩道：“用兵诛叛，剪其逆种也。”其实，这只不过是阮让的一种说辞，他的做法或许是内心的扭曲所致，但这种对叛臣毁灭性的惩罚方式在历史上确实出现过。
此外，古代宫廷中的优伶、禁军中的兵卒或朝廷官员的随从，因被皇上相中而被强行阉为内官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唐太宗时善弹琵琶的优伶罗黑，明宣宗时擅长蹴鞠的军卒王敏，都因帝王的青睐而有所得有所失。
作为弱势群体的幼童也成了宦官市场最为广泛的受害者，尤其是贫瘠偏远之地。唐朝时期的岭南、闽中等地，地贫人秀，天高皇帝远，人身买卖十分猖獗，从事幼童贩卖阉割的市场更是兴盛不衰，并一直延续到了明朝倾覆。聪明伶俐的孩子，不识男女之欲，往往最得主子宠爱，地方官员或藩属就将这种“私百”（阉割后的幼童）进献作为献媚的手段取悦皇室。这种情况以唐、明两朝最盛，唐代各道每年都要完成一定的数额。
唐朝的大宦官高力士就是圣历年间由岭南招讨使李千里进献的阉童。明成祖时，大臣张辅出使交趾时也曾顺便选了一批伶俐俊美的幼童带回京师阉为宦官送入宫中，其中史书留名的便有范弘、王瑾、阮安、阮浪等多人。范弘娴静清雅，才识过人，神韵飘逸，深得成祖的喜爱，被破例允许在宫中读书。范弘前后侍奉了几位皇帝，都十分得宠，英宗更是对他超凡脱俗的品行大为赞赏，称他为蓬莱吉士。
无论是罪犯、战俘或是孩童，这种被强制阉割的痛苦都是一生的伤疤，然而，还有一种情形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即自愿净身。这种自愿接受净身手术或者干脆自己净身的行为，是名利驱使下的畸变，目的简单而明确，即希望通过自宫而入宫做宦官，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自宫以适君”的竖刁之流，此后大凡是宦官得势的朝代，自宫都是一种飞黄腾达的手段。东汉时期，宦官横行猖獗，势倾朝野，因而多有自愿成为刑余者；唐朝宦官气焰嚣张，权势登峰造极，以至能随意任免朝臣、抉立及杀死君主，自宫一时竟成风气；明代宦官势力鼎盛，自宫现象也空前绝后，其中有“已婚而自阉者”，有“兄弟俱阉”者，更有甚者“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
这种心甘情愿也反映了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即求生之民、求富之徒、失意文人和求进小吏。
求生之民多出身于社会底层，自宫乃是出于谋生及求得一个寄身的地方，这也多少有些无奈与悲哀的意味。人常说衣食男女，衣食尚不可得，又何谈男女？与其一辈子劳碌奔波，不如拿自己的身体做最后的赌注。
清末著名的权阉小德张，自小家境贫穷。据他的后人回忆，为了出人头地，他独自在牲口棚里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净了身，被人发现后，在土炕上躺了整整六天才醒过来。
求富之徒多为投机之人，生性懒惰而不安于室，无能科举而渴望出头，自愿阉割之时多半都已成年，他们在生理缺陷与发迹美梦的权衡中决定履践后者，虽然身居贱役，受人鄙夷但能接近权力中心、有望呼风唤雨也值了。
《清稗类钞》中记载：清朝康熙年间的唐姓宦官，原本是一位商人，而且已经娶妻生女。后来他因为经商连连失败，遂一气之下北走京师，自愿阉割后，入宫做了太监。
失意文人与求进小吏中的部分人是在一时的郁闷之中愤而自残，另一部分人则是希望借自宫作为仕途发展的跳板，他们寒窗苦读却屡试不第，宦海奔忙却踟蹰不前，当人局限于一种困境而无法自拔时，冲动之下的举止往往十分偏激。不过，这两种人通常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与学识，一旦入宫，往往能够脱颖而出得到重用。
《清稗类钞》曾记载了清末一个姓张的宦官。他原本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他苦思数日而无以遣解，最终愤而自宫，幸得不死，最终辗转入宫做了太监。
明代万历年间，祸乱辽东的矿税使宦官高淮，年轻时曾在京城崇文门一带负责征税，且娶妻生子，后为求发迹，他自阉入宫后得任尚膳监监丞一职，负责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后来，又出任辽东矿税使，横征暴敛，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最终因激起民变而被罢免回京。
由于入宫的年龄、背景、意愿、遭遇不尽相同，宦官们的命运也各有不同，不过，从他们迈出了那艰难的一步开始，便注定了一辈子的悲剧，很少有人能逃出命运的诅咒，无论是受尽了欺凌，还是享尽了荣华，最终的结局仍逃不掉一个“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