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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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书画君臣(1)

(宋哲宗—宋徽宗)

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宋徽宗和蔡京所谓的“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青苗已死

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宋神宗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折腾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关键词:兴党争、搂钱财、吃败仗、争皇储。结果倒是很直接,“新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官家豪强,北宋王朝再次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无数裸行草食的流民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游荡。

宋神宗死后,八岁的太子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并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历代史籍将之誉为“女中尧舜”,临朝后立即罢黜了新党宰相蔡确、拜风烛残年的司马光为相,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元祐更化”。

熙丰变法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新党已遍及朝堂各个要津,官家豪强更是积累了数不尽的财富。

那么,纠正十八年来的偏差又需要多少时间?

答:只争朝夕。

也许司马光自知去日无多,也许隐忍了近二十年的司马光已经失去了耐心,也许司马光求治之心过切……

复相后的司马光再也没有展现出昔日的宽容与大度,立即对新法打出一连串致命的组合拳——《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请高太后罢黜“保甲法”、罢黜“免役法”、罢黜“市易法”、罢黜“将官法”……

几乎罢黜了所有新法,惟独没有罢黜青苗法!

为什么?

司马光太老了,把青苗法给忘记了……

关于这个极不靠谱的答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我在这里痴人说梦。因为,这不仅是官方给出的标准答案,一度也曾在坊间相当流行,它出自元朝所修《宋史》、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宋论》。也许历代史家不愿相信,反对王安石的旗手司马光居然也推行青苗法,也变成了一个聚敛之臣!

司马光的政治睿智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他明白,要想尽废新法,只能拉住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能全盘打击所有新党。

建立同盟者,封赏官职是最好的办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为相数月后,北宋朝堂之上的三品以上大员居然达到二千八百余人,七品以上官员更是多达一万三千余人,远远超过了元丰年间。

其实,糟糕之处并不在于朝廷增加了这么多官员。

无论新党、旧党,如果具体到每一个人,不一定就是见钱眼开的主儿;他们久历枢廷,远比普通人对时局有着更精准的判断;在四书五经熏陶下,他们甚至真的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也恨不得“玉宇澄清万里埃”!

封建官僚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搂钱财、抢土地、搞女人……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有权力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有权力按照自己意志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即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无论多么美好的初衷,封建官僚主导经济的本质永远只有一个:以封建官僚的个人意志替代真正的市场,尽最大可能花最多的钱、办最大的事——那些钱本来应该由每一个黎庶决定如何花、如何用,又如何赚!

有了这么多官,当然就要花这么多的钱!

司马光上台不足一年,元祐元年三月,户部侍郎苏轼就这样评价当时的财政状况:户部正在编纂近年来的往来账目,今年朝廷每年收到的钱谷、锦帛根本不足以支撑今年的支出,现在不足半年,国库所见之处均已空空如也!

怎么办?

答:青苗法!

元祐元年(1086年)元月,向来以反对青苗法著称的司马光居然亲自签署了一份文件,要求各州、道、府、县高度重视青苗法工作,务求在春耕之前及时下拨“义仓”(青苗钱的变种)给升斗小民,利息仍为二分。对此,司马光还亲自向高太后解释:神宗朝青苗法的本意是利民,只是青苗法为奸邪小吏所用;现在,朝廷已经知晓其中弊端,此后青苗法不再强行配给,官府只向自愿借款的人放贷。

复行青苗法当月,熙丰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病逝于江宁,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生前最大的“功绩”并不在于颁布了多少“新法”,而在于抛开“科举帮”,自行任用了一批起自草莽的“奸邪小吏”,就连王安石本人都将之痛斥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这些人丝毫不懂道义,干坏事的时候连“星宿老仙扬威中原颂”也懒得唱,据宋代笔记小说记载,他们根本不讲法令、不事诉讼,早晨起来就开始讨论青苗钱的本息,日上三竿还在核对借款合同,日影西斜又在盘算今天究竟赚到了多少钱,鸡鸣五更还在整理账簿。

王安石虽死,这些人犹生!

这是一个极具寄生性、腐朽性、暴力性的封建统治集团,亦官、亦商、亦匪。有什么样的封建官僚,就会有什么样的王朝经济,治国之道,民为重、君为轻,但是,官为本!

——五月,户部侍郎苏轼上《乞不给散青苗钱解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黎庶为青苗钱所害的惨状:农人只有在某一天才能在县衙领取到青苗钱,但是,县令在县衙门口大摆宴席,农人刚出县衙就被拖到酒席上吃酒——吃酒是要钱的!农人吃完酒席,发现自己的青苗钱刚刚够付酒钱……此臣亲眼所见!

——强迫高消费还是好的,好歹农人也算是吃了一顿酒席。元祐年间的笔记小说记载县令如此创新青苗法:县令约定某一个时点让农人领取青苗钱,同时在县衙门口摆了一个戏台,衙役就站在农人出门的必经之路上,见到出门的农人就强行拉到戏台下面听戏——听戏也是要钱的!

时人这样评价当时的青苗法:熙宁、元丰年间“青苗”害民,但起码要到秋收以后才被迫变卖田宅妻女,丰收年景很多人家或能得以幸存;今天,农人自领到青苗钱之后就两手空空,要么投河、要么上吊,所谓“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史称,司马光见到苏轼等人的奏折后“始大悟”,立即上奏自劾。元祐元年八月,青苗法被正式废黜。

次月,司马光病逝于汴京,年六十八岁。

大家一定知道,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闯红灯,就会有很多人跟着闯红灯;而习惯于闯红灯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都在等待,也会遵守交通规则。这并不是某人道德素质突然增高或降低,这种现象在金融学上叫“从众利己”,人们总以为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一定是对的,也就会按照大多数人的方式投资——结果必然赔钱——赚钱的永远是少数人。

过去,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限,旧党士大夫不会也不屑于借手中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现在,有了新党“奸邪小吏”做榜样,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就不能干?

何况,搂到钱确实能过很好的生活,多赚点钱总是好的,挺现实的一个目标。司马光死后,旧党开始和“奸邪小吏”一样不遗余力地攫取权力,新旧之争完全沦为权力之争的工具,封建官僚如探囊取物般攫夺着天下权力,天下之财成为任人瓜分的盛宴,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文彦博曾是仁、英、神、哲四朝老臣,熙丰年间也是司马光最坚定的支持者。元祐朝八年间,年迈的文彦博四处奔走为儿孙谋求官位:几个儿子先后成为同州知州、光禄少卿、右司员外郎;几个孙子先后做到候寺监丞、少府监丞的位置;就连几个女婿、孙女婿也都安插到管工程的部门都水监丞、管钱财的部门监商税院。

——为打击新党,旧党炮制了“车盖亭诗案”。这是宋史中最著名的文字狱,新党领袖蔡确在发配路上写下了“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的诗句。诗中所提到的“郝甑山”是唐高宗上元年间的一位大臣,曾上书唐高宗反对武则天。旧党借题发挥,说蔡确含沙射影说当朝高太后是武则天。最终,蔡确因言获罪,被改为发配岭南,不久死在那里。

——旧党居然列出了一个榜单,将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九十人列为奸党,并张榜在朝堂公布。对此,旧党领袖范纯仁(范仲淹之子)担忧地说:新旧两党已经争斗数十年,开此先河,我辈恐均不能幸免。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范纯仁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刚刚亲政的宋哲宗立即改元“绍圣”,意为尊宋神宗变法为“圣”,此后,宋哲宗尽黜旧党、启用新党。大宋王朝,本来就被旧党由着性子折腾了八年,新党上台之后立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打击报复之上,至于青苗法,根本无人顾及。

——正牌“旧党”司马光被追夺一切勋爵,所有著作一律焚毁,如果不是皇后出面干预,几乎被暴骨鞭尸。宋神宗曾亲为《资治通鉴》做序,面对前来焚毁刻板的新党,旧党指着刻版上的宋神宗序言质问,你们难道连先帝的手迹也要毁掉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很有可能看不到《资治通鉴》。

——冒牌“旧党”苏轼被弄去岭南常年吃荔枝,而这位所谓的旧党,曾在元祐年间为保留雇役法当面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无奈之下,苏轼安心去岭南吃荔枝去了,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新党居然也如法炮制了一份“元祐党人”名单,并将这份名单刻在石碑上,称之为“元祐党人碑”。

新党干了这么多“大事”,惟独没人有兴趣恢复青苗法。因为,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领军人物,与这位新人相比,王安石的“青苗法”根本上不了台面。

这个人的名字叫蔡京。

《易经》里的凯恩斯主义

一个人的生命基本不会超过一百年,去掉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耳聋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业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无论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任何人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都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无疑,宋徽宗赵佶实现了这个目标。

赵佶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李师师的风流艳史,甚至不仅是因为他冠绝古今的瘦金体,更是由于徽宗朝经济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宕。宋徽宗长于书法,却不擅于经济金融,徽宗朝所有经济政策的背后都有另一位书画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贼”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门生(王安石的门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熙宁三年进士。神宗、哲宗两朝,蔡京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无论新党、旧党都认可他的能力,对他的人品也没什么恶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新党,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可谓是众望所归,人们认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为将让天下人拭目,就连宋徽宗自己也这么想(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

徽宗朝,这位政治智慧与艺术天赋齐飞的人先后四度为相,二十年间所作所为足以名标史册(恶名)。王安石、蔡京师徒相承,只是蔡京结局比王安石更为凄惨,不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街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杀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让我评价蔡京,可以这样说:此人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一个错位的经济学天才!当代,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据蔡京本人说,他的经济学思想渊源来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们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丰、亨、豫、大”卦辞,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流民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

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丰、亨、豫、大”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蔡京错在哪儿了呢?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没告诉我们,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有前提的: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

一句话:投资和消费都是对的,关键要看谁投资、谁消费,在什么时候投资、又在什么时候消费。

我们说过,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纵情山水、画工、书法、妓馆的皇帝,还有《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花石纲!

在《中国古代汉语词典》中,“纲”指代成批运送的货物,所谓“生辰纲”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际成批向宋徽宗行贿;这位艺术天才还喜欢奇石,于是又有了“花石纲”。

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这只是一块石头,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断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从广大北宋人民住房情况来看,富裕人家一般会住独门独院,院子里偶尔也会有些石头、假山……只要这家人稍微富裕点,封建官吏就会在人家的树上、石头上、房梁甚至大门贴上皇家标记,表示要取走这个物件送给皇帝。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