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难怪脱脱在著《宋史》时曾掷笔慨叹：宋徽宗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当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神、哲两位虽然搂了很多钱，大部分都被这两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边事上用光了，靠没收几块破石头是远远实现不了“丰、亨、豫、大”的。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答：想要钱，找蔡京！
蔡京的货币改革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更让蔡京郁闷的是，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颗彗星，说什么也赶不走。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当月，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崇宁五年四月，蔡京第一次被罢相。
别灰心，蔡京，你还有机会！
一年另十个月后，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在宋徽宗支持下再次复相。此时的蔡京终于明白：别看平时客客气气，又请客，又送礼，官家豪强其实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有钱、有权、有势，只有他们才能在背后私铸、贩运“当十大钱”，最终导致自己被罢相。
一定要杀鸡儆猴！
蔡京找到的这只“鸡”叫章綎，由此兴起了崇宁、大观年间的一场惊天大案——“苏州钱狱”。
章綎的父亲是神宗、哲宗两朝的一员骁将，在西夏战场上战功赫赫，年老后退养苏州。章氏家族是当地望族，代代有人在朝堂为官，在苏州更是占有大片土地，呼吸之间可以撼动苏州地方官场。但是，章氏家族不是蔡京一党，章綎本人更是从崇宁二年开始就公开抨击蔡京，说“当十大钱”将使江淮一带的富人变为流丐。
说归说，做归做，该骂人骂人，该赚钱赚钱，章綎骂完了蔡京，回过头来就开始盗铸、贩运“当十大钱”。
崇宁三年到崇宁四年，章綎最主要的生意就是私自铸造“当十大钱”，然后在江南、京畿、陕西路之间贩运，赚取差价。盗铸大钱毕竟是伪造货币，一般来说都像鬼子进村，藏在深山里悄悄地干、声张的不要，惟独这位章綎，在苏州城里开了几个作坊，然后就大鸣大放干了起来。
崇宁四年（1105），章綎的航船在京杭大运河上被截获，按当时船上运载的大钱当十数量，已经足以杀头了。但是，地方官根本没有胆量逮捕章綎，章綎在被截获后仍旧大大方方起航——他的船队全部是漕运官船。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立即下令抓捕章綎，希望杀掉章綎这只鸡，教育那些猴子。为此，蔡京派出了开封知府李孝寿，江湖人送绰号“李阎罗”。按说，以李孝寿的级别对付一个商人，应该绰绰有余。
到了这个时候，蔡京才突然发现，章綎压根就不是一只“鸡”，而是一只比“猴子”还威猛的老虎！
第一次审理章綎案，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李阎罗在平江抓捕了上千人，却始终没碰章綎一根汗毛，一千多人在监狱里哭号的时候，章綎本人天天就在平江地面上晃悠。更可笑的是，李孝寿抓来的一千多人，连章綎的远亲近邻都算不上，而是苏州地方官员、苏州籍朝廷官员。
蔡京虽然身为宰相，章綎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叫曾布、一个叫刘逵。曾布是神宗朝老臣，也是徽宗朝第一任宰相，资历比蔡京还要老很多；刘逵在蔡京罢相期间也坐在宰相的位置上！
蔡京VS章綎=蔡京VS章綎+曾布+刘逵，曾布、刘逵，哪一个对宋徽宗的影响力都丝毫不亚于蔡京。
这样两位老宰相还不是章綎的绝招。类似于《水浒》中的祝家庄、扈家庄，想想这些传说中的大户都有军队，何况现实中的章綎！李孝寿不过是个知府，《水浒传》里的宋徽宗连一百零八个毛贼都搞不定，一个开封知府又如何能去苏州章家抓人？
李孝寿来苏州两个月，不但没抓住章綎，自己反而被召回开封。同时，为安抚章綎，宋徽宗亲自出面，指定沈畸（监察御史）前往苏州查案。
沈畸虽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御史，却有很大的胆子，不但多次上疏大骂蔡京，还公开指责“当十大钱”是“聚敛之法”。此人一到苏州，不去查办章綎盗铸证据，反而当天就放掉了李孝寿辛苦抓来的一千多名证人。
宋徽宗此举摆明了是要放章綎一马，第二次审理章綎案的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章綎无罪（从没进牢房，不需要释放），愤怒的蔡京只得把办案者沈畸流配信州。
冤枉啊！
蔡京终于明白，要想消灭章綎这只老虎，靠这些有职无权的小鱼小虾是办不到的，必须找到一只比章綎更凶狠的老虎——孙杰。
简单介绍一下，孙杰的正式职业是朝廷官员，时任两浙路查访。很多历史文献认为，蔡京选择孙杰，是因为孙杰跟章綎的靠山曾布是死敌。
不是这样的！
孙杰敢于向章綎叫板的底气并非来自朝堂之上，也不是由于他看哪位宰相不顺眼。蔡京之所以看中孙杰，是因为孙杰是北方巨富，也在盗铸“当十大钱”。当时，北宋王朝有“南章北孙”之说，孙杰是章綎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只有孙杰这样的人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抗章綎。
这一次，章綎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当然，章綎早就得到消息，他把盗铸钱的装备装上一艘大船，并在太湖之上凿沉，所铸私钱、铸钱炉一并沉入太湖。
孙杰：把船和钱都沉入水中了，我就给你捞出来！孙杰下令，但凡能在太湖中捞到钱的，一律可以在衙门换成官府认可的“当十大钱”（其实，很可能就是他自己铸造的私钱）。
在利益制约之下，人们一般能做出相对理智的决定，不会凭个人好恶干出玉石俱焚的事情。章綎只是章氏家族的头领，不是章氏家族的全部，商人家族最大的爱好是赚钱，不是杀人放火。最终，章氏家族没有选择与孙杰武力对抗——那样的话，章氏家族就不止损失一个首领了。经过孙杰与章綎并不友好的沟通，章綎认怂，孙杰成功抓住了章綎，并将他刺配沙门岛（山东蓬莱岛海域向西）。
从当时条件来看，章綎应该无法再活着回到苏州了。
宣判章綎发配沙门岛，并不意味着真的能让章綎去沙门岛待一辈子。等风头过了，再把人捞出来就行。
蔡京，咱们走着瞧！
打垮了章綎、内有皇帝撑腰、外有爪牙气势汹汹，蔡京自觉自己已经无敌于天下，开始大肆铸造“当十大钱”！
理论上，“当十大钱”的重量是小平钱的十倍，大观年间的物价涨幅却远超过了十倍。因为，物价一旦连续上涨就会建立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明天物价依然会上涨，那么，即使不再增发货币，物价也会上涨。
大观二年，北宋王朝开始了新一轮“物贵钱贱”，即超级通货膨胀。
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次因推行“当十大钱”不利被罢相，而被发配沙门岛的章綎也很快被特赦，回到了苏州。
在不可更迭的货币规律面前，这位北宋第一权奸低下了头。
没关系，蔡京，还有机会，这一次绝不会再输！
市场之魂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蔡京恢复了范仲淹的“钱引”制度。
“钱引”为宋仁宗年间范仲淹首创，虽然也是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钱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钱引之后就可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后期钱引甚至已经成为帝国通行的纸币。
所谓“以钱请钞，以钞请盐”。
当代，有人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说他“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征收专卖引钱实现了税收公平”。
仅以表面形式而论，以上这三条，条条站得住脚。买到钱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这样吗？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独有，更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自汉代起，我们的货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货币存在，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要货币干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
不过，市场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个国家中，能真正通过市场促进经济的不过也就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金砖四国这么几个。
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市镇里有多少地摊、多少门店，也不是价格管制、实物配给，谁来生产、谁来交换、谁来定价，那些都只是市场的表象！市场之魂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包括最为强势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场最后的仲裁者——帝国朝堂，大家都必须臣服在市场规则之下。
市场规则其实也很简单：等价交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就是交换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要相等！
理论上，这个规则非常简单，简单到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理；实际上，这个规则执行起来又几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备同样的起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破坏游戏规则，使得交换不再等价。比如，在地摊上讨价还价，是因为买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实信息，所以，卖东西的小贩试图利用信息优势卖一个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