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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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做立体的中国人(6)

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远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在我心理上造成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然而第二次被推荐,我却极想上大学了。第二次即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不同意,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之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在难料之中,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肯定比他写给哥哥那封信更无情。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他的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 ,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二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双手都插在衣兜里,紧紧攥着两叠钱。我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叠钱攥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刻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

我觉得衣兜里的两叠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膛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黯然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最沉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而且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

三年大学,我一次也没有探过家,为了省下从上海到哈尔滨的半票票价。也为了父亲每个月少吃一块臭豆腐,多吃一盘炒菜。

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年,我才探家,算起来,我已十年没见过父亲了。父亲提前退休了。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一次,受了内伤,也年老了,干不动重体力活了。

三弟返城了。我回到家里时,见三弟躺在炕上,一条腿绑着夹板,吊在半空。小妹告诉我,三弟预备结婚了。新房是傍着我们家老屋山墙盖起的一间“偏厦子”。我们家的老屋很低矮,那“偏厦子”不比别人家的煤棚高多少。

我进入“新房”看了看,出来后问三弟:“怎么盖得这么凑凑合合?”三弟的头在枕上侧向一旁,半天才说:“没钱。能盖起这么一间就不错了。”

我又问:“你的腿怎么搞的?”

三弟不说话了。

小妹看了他一眼说:“铺油毡时,房顶木板太朽了,被踩塌掉进了屋里……”

我望着三弟,心里挺难受。我能读完三年大学,全靠三弟每月从北大荒寄给我十元钱。

吃过晚饭后,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想和你谈件事。”

父亲看了我一眼,默默地等待我说。父亲看我时的目光,令我感到有些陌生。是因为我们父子分别了整整十年吗?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吗?我不得而知。他看我那一眼,像一匹老马看一头小牛。

我向父亲伸出了一只手:“爸爸,把你这些年攒的钱都拿出来,给三弟盖房子用吧!”

父亲又用那种有些陌生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低下头,沉默半晌,才低声说:

“我……不是已经给了吗?……”

我说:“爸爸,你只给了三弟二百五十元钱呀!那点钱能够盖房子用吗?”

“我……再没钱……”父亲的声音更低。

我大声说:“不对!爸爸,你有!我知道你有!你有三千多元钱!……”

父亲腾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脸色涨得紫红,怒吼道:“你!……你简直胡说!我什么时候攒下过三千元?!”

躺在炕上的三弟插嘴说:“二哥,你何必为我逼爸爸呢!爸爸一辈子都想攒钱,如今总算攒下了,能舍得拿出来为我盖房子?”口吻中流露出一个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极大不满。

我生气了,提高嗓门说:“爸爸,你这样做不对!三弟能在那样一间煤棚似的破屋里结婚吗?那里出生的,将是你的孙子,或是你的孙女!你将在子孙后代面前感到羞愧的!……”我心中倏然对父亲鄙视起来。

“住嘴!……”父亲举起了一只拳头。拳没落到我身上,在空中僵了片刻,沉重地落在了父亲自己的脑门上。

母亲、四弟和小妹赶紧从里间屋出来,把我往里间屋拉。

“你!……十年没见我,一见我就教训我吗?!好一个儿子啊!你就是这样给你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吗?你可算念成了大学了!你给我滚!……”父亲脸腮抽搐着,眼中喷射出怒火。他那凶暴的语言中,有一种寒透了心的悲凉成分。他用手朝我一指,又吼出一个“滚”字,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一下子挣脱了母亲和四弟拉住我的手,大声说:“爸爸,我永远不再回这个家!……”说完,冲出了家门。

我一口气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三个小时后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一支接一支吸烟。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轻轻叫我,抬起头,见母亲和四弟站在面前。

四弟说:“二哥,回家吧!”

母亲也说:“回家吧,妈求你!”

“不……”我坚决地摇摇头。

母亲又说:“你怎么能那样子跟你父亲争吵呢?他的确是没攒下那么多钱呀!他攒下的一点钱,差不多全给你三弟了……下个月初就要给你哥哥交住院费……”

几个好奇的男人女人围住了我们,用各种猜疑的目光注视我。

我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离开时叹了口气,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分明是被看成了一个不孝之子了。

我打断母亲的话,说:“妈妈,您别替我父亲辩护了!我在大学时,您求人写信告诉过我,父亲已积攒下了三千元钱。他怎么能对他的儿子那么吝啬?”

母亲怔了一下,说:“傻孩子,是妈不好,妈那是骗你的呀!为了让你在大学里安心读书,不挂虑家中的生活……”

听了母亲的话,我呆呆地望着母亲那张憔悴的脸,发愣许久,说不出话来。

“听妈的话,回家吧!回家向你爸认个错……”母亲上前扯我。

我低下头哭了……

我跟着母亲和四弟回到了家里。我向父亲认了错。父亲当时没有任何原谅我的表示。

小妹那时已中学毕业,在家待业两年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母亲低眉下眼地去找过街道主任几次,街道主任终于给了一个话口说:“下一次来指标,我给使把劲试试看吧!”

母亲将这话学给父亲,对父亲说:“为了孩子,这人情,管多管少,无论如何也得送啊!”

父亲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钱包,递给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刚交了老大的住院费,剩下的,都在里边了……”

牛皮纸钱包里,大票只有两张十元的了。母亲犹豫了一阵,将其中一张交给妹妹。妹妹就用那十元钱买了点不成体统的东西,当天拎着去街道主任家“表示表示”。怎么拎去的,又怎么拎回来了。

母亲诧异地问:“怎么拎回来了?”

小妹沮丧地回答:“人家不肯收。”

母亲又问:“嫌少?”

“人家说,多年住在一条街上,收了,就显得不好了。人家说,要是咱们非愿意表示表示,她家买了一吨好煤,咱们帮忙给拉回来……”小妹说罢,怯怯地瞟了父亲一眼。

父亲始终没抬头,听罢小妹的话,头更低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我和你四哥……一块儿去给拉回来……”

四弟刚巧从外面回来,问明白后,为难地对父亲说:“爸,我们厂的团员明天要组织一次活动,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能不去呀!”

小妹急了:“什么破团支部书记,你当得那么上瘾?!明天不给拉回来,人家的煤票就过期了!”

这一切话,我都在里屋听到了,我跨出里屋,对小妹说:“明天我和爸去拉。”

父亲突然莫名其妙地火了:“谁都用不着你们!我明天一个人去拉!我还没老得不中用,我还有力气!”

头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白天,雨下得更大了。我和父亲借了辆手推车,冒雨去拉煤。路很远。煤票是在一个铁道线附近的大煤厂开的,距我们住的街区,有三十来里。一吨煤,分三趟拉。天黑才拉回第三趟。拉第三趟时,一只车轮卡在铁轨岔角里。无论我和父亲使出多大的力气,车轮都纹丝不动,像被焊住了。我和父亲一块儿推,一块儿拉,一个推,一个拉,弄得浑身是泥,双手处处是伤,始终一筹莫展。在暴雨中,我听得见父亲像牛一样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父亲大声喊:“爸爸,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值班房找个人来帮帮忙!”

“你的力气都哪去了?!”父亲一下子推开我,弯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缩了的肩膀去扛车。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吼声。一列火车开过来了。在闪电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一块松弛的皮肤,被暴雨无情地鞭打着。是一个老年人的丧失了力气的脊梁。

车头的灯光从远处射了过来。

父亲仍在徒劳无益地运用着微不足道的力气。

我拔腿飞快地朝道班房跑去。

道班工人发出了紧急停车信号。

列车停住了。

道班工人和我一块跑到煤车前。

父亲还在用肩膀扛煤车。他仿佛根本没有发现有火车开过来。

“你******玩命啊!”道班工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火车车头的光束正照着煤车。父亲的肩膀,终于离开了煤车。父亲缓缓抬起了头。我看清了父亲那张绝望的脸,那张皱纹纵横的脸。每一条皱纹,都仿佛是一个“!”号,比父亲写给哥哥的那封信中还多……

雨水,从父亲的老脸上往下淌着。

我知道,从父亲脸上淌下来的,绝不仅仅是雨水。父亲那双瞪大的眼睛空洞的眼神,那抽搐的脸腮,那哆嗦的双唇,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雨夜,又使我回想起了几年前那个雨夜。我躲在我们连队木料堆之间大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电文——“父即日乘十八次去京,接站。”我又几年没探家了。我与父亲又几年没见面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以说是一个中年人了。电报使我心中涌起了一个中年人对自己老父亲的那种情感。那是一种并不强烈的,撩拨回忆的情感。人的回忆,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焦距”的,好像照片因着时间改变颜色一样。回忆往事,我心中对父亲的谴责少了,对自己的谴责反而多了。我毕竟没有给过父亲多少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爱啊!

电报没能在头一天交到我手里,却被从门底缝塞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头一天熬夜,第二天上班很迟。看看手表,离列车到站时间,仅差一小时十五分。马上动身,完全来得及接站。我手中拿着电报,心里倏忽产生了一个念头——租一辆小汽车去接站。这念头产生得很随便,就像陕西人想吃一顿“羊肉泡馍”。父亲生平连一次小汽车也没坐过,我要给予父亲“生平第一次”。我给几处出租汽车站打电话,都没车。二十多分钟在电话机前过去了。乘公共汽车接站,已根本来不及。只有继续拨电话。又拨了十多分钟,终于要到了一辆车。说很快就到,却并不很快,半小时以后才到。一路红灯,驶驶停停。到火车站,早已过时。

我打开车门就往下跳,司机一把揪住我:“车费!”我一摸衣兜,钱包没带!

只好向司机赔笑脸,告诉他我是来接人的,接到了再给他车费。说了不少好话,最后将工作证押给他,他才算松开了手。

站内站外,都没寻找到父亲。

我沮丧地回到出租汽车跟前,央求司机再送我回家,来去车费一块付。

司机哼了一声,将车开走了。我见方向不对,赔着笑脸问:“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呀?”

司机冷冰冰地回答:“出租汽车总站。我饿了,该吃午饭了。你在总站再要一辆车吧!”

我自认理亏,不便再说什么。

在出租汽车总站,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坐进了另一辆小汽车里。回来倒是一路飞快,算账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二十三元!

我不由得问了句:“怎么二十三元啊?”

司机瞪了我一眼:“加上从火车站到出租汽车总站的那一段车费!”

“那一段路也要车费?!”

“笑话!你想白坐啊?”

一进家门,见父亲已在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