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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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做立体的中国人(7)

我埋怨道:“爸爸,你怎么不在火车站多等会儿啊?让我白接了你一趟!”

父亲说:“等了一会儿,没见着你,我心想你不会来接了……”

“拍了电报,我能不去接吗?真是的!”

“我心想,大概你工作忙,脱不开身……”

我说:“爸,先给我二十三元钱!”

刚见面,伸手要钱,父亲奇怪,疑惑地瞧着我。

我只好解释:“爸爸,我是租了一辆小汽车去接你的,司机在下边等着呢!我的钱包放在办公室了。”

仿佛为了证实我的话,司机按了几声喇叭。

父亲当时那种表情,就好像听说我是租了一艘宇宙飞船去接他似的。他缓缓解开衣扣,拆开缝在衣里儿的一块布,用手指捻出三张十元的纸钞,默默递给了我。

我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出了他心里想说的一句话:“你摆的什么谱啊!”

“爸爸,这钱我会还你的……”我接过钱,匆匆奔下楼去。

当我回到屋里,见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也不瞧我,低头吸烟。

我省悟到,我刚才说了一句十分愚蠢的话……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夙愿的残影……

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

我家住在一幢筒子楼内,只一间,十三平方米,在走廊做饭,和电影《邻居》里的情形差不了多少。走廊脏黑,苍蝇多,老鼠肆无忌惮,特肥大。

父亲到来的第一天,打量着我们家在走廊占据的“领地”,不无感触地说:“老二,你有福气啊!你才参加工作几年呀,就分到了房子!走廊这么宽,还能当厨房……你……比我强……”

这话从父亲口中说出,以那么一种淡泊的自卑的语调说出,使我心中有些凄凉之感。

父亲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楼房,却羡慕我这筒子楼里的十三平方米……他是被尊称为主人翁的人啊……

编辑部暂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办公室,妻子和孩子住在家中。我虽没有让父亲生平第一次坐上小汽车,父亲却沾了我的光,生平第一次住上了楼房。

父亲每天替我们接孩子,送孩子,拖地板,打开水,买菜,做饭,乃至洗衣服,拆被子,换煤气。一切的家务,父亲都尽量承担了。

我不希望父亲,我的老父亲沦为我的老勤杂员。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样样事都抢着做。你来后,我们都变懒了!”

父亲阴郁地回答:“我多做点,倒累不着。只要能在你们这儿长住下去,我就很知足了……你妹妹结婚后,家中实在住不开了,我万不得已,才来搅扰你们……”

父亲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毫无脾气的老头了。

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父亲初来乍到时,人们每每这么问我:“那个大胡子老头就是你父亲吗?”以后我听到的问话往往是:“你就是那个大胡子老头的儿子呀?”在我意识中,父亲是依附于我的人格而存在的。但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则开始依附于父亲的人格而存在了。一些从不到我家中走动,大有“老死不相往来”趋势的工人们,也开始出现在我家了,使我同一种更普遍的生活贴近了。

我惊奇地发现,不是家属洗澡的日子,父亲也可以公然到厂内浴室洗澡;没票,父亲也可以从容不迫地进入厂内礼堂看电影;忘带食堂饭菜票,父亲也可以从食堂里先端回饭菜来。而人们还都对他很客气,很友好。这些“优待”,是连我也没受到过的。父亲终于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获得了和我并存的独立人格。我不再阻止他打扫公共卫生。我理解,人们注意到他,承认他的独立存在,如今对他来说是何等需要,何等重要!这是一个没机会受过文化教育的、丧失了健壮和力气的、自尊心极强的老父亲,在一个受过大学文化教育的、有了一丁点小名气的儿子面前保持心理平衡的唯一砝码。我告诫自己,我要替父亲珍视它,像珍视宝贵的东西一样。

父亲身上最大的变化,是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由衷的崇敬。以前,他将各类知识分子统称为“耍笔杆子的”。靠“耍笔杆子”而不是靠力气吃“轻巧饭”的人,那是他所瞧不起的。每天接踵而来找我的,十有八九是地地道道“耍笔杆子”的。我将他们介绍给父亲时,父亲总是臂微垂,腰微弯,很不自然地做他所不习惯的鞠躬状,脸上呈现出似乎不敢舒展的恭而敬之的笑容。随后,便替我给客人沏茶、点烟。当我和客人侃侃而谈时,父亲总是静默地坐在角落,一会儿注意地瞧着我,一会儿注意地瞧着客人,侧耳聆听。倘我和客人谈到该吃饭时,父亲便会起身离去悄然做饭。倘我这个主人有时竟忘了吃饭这件事,父亲便会走进屋,低声问我:“饭做好了,你们现在要吃吗?还是再过一会儿?”饭后,照例抢着刷洗碗筷。

一次,送走客人后,我对父亲说:“爸爸,你不必对客人过分恭敬,过分周到,他们大多数是我的同事、朋友,用不着太客气。”

“我……过分了吗?……”父亲讷讷地问,仿佛我的话对他是一种指责……

几天后,我收到了友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昨天我到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和你的老父亲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真是一位好父亲,好老人。但我感到,他太寂寞了。他对我说,连和你交谈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真那么忙吗?……”

这封信使我无比惭愧,无比自责。是的,父亲来后,我几乎没同父亲交谈过。即使一次不太长久的,半小时以上的,父与子之间的随随便便的交谈也没有过。父亲简直就像我雇的一个老仆役,勤勤恳恳,一声不吭,任劳任怨地为我做着一切一切的家务。

而我每天不是在写、写、写,就是和来客无休止地谈、谈、谈……

第二天晚饭后,我没到办公室去抄那篇亟待发出的稿子,见妻抱着孩子到邻居家玩去了,我便坐到了父亲面前。

我低声说:“爸爸,跟我聊几句家常话吧!”

父亲定定地看了我片刻,用一种单刀直入的语调问:“老二,你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啊?”

我怔住了。我预先猜想三天三夜,也料不到父亲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父亲最想同我交谈的话题吗?

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又说:“爸爸,聊几句家常吧!”

“你们兄妹五个,你哥呢,就不提他了……比起来,顶数你有了点出息,可你究竟为什么不入党啊?听你们同事讲,你说过要入也不现在入共产党的话?你是说过这话的吗?”父亲的目光仍定定地看着我,揪住这个话题不放。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我说过。而且是在某个会议上当众说的。我并不想欺骗父亲。我对党的信仰是萌发于一种朴素的感恩思想的。这种感恩思想,毕竟不是建立在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而是间接灌输的成果。是不稳固的,是易于坍塌的,也是肤浅的,不足以长久维系下去的。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复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扰乱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复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观和认识观。这比给表上弦的时间长得多。

父亲的话,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我故意用冷漠的语调反问:“爸爸,你为什么对我入不入党这么在乎呢?你希望我能入党,当官,掌权,而后以权谋私吗?”

父亲听出来了,我的话对他的愿望显然是嘲讽。父亲缓缓站起,一只手撑着椅背,像注视一个冒充他儿子的人似的,眯起眼睛,眈眈地瞪着我。他突然推开椅子,转身朝外就走。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父亲在门口站住,回过头,瞪着我,大声说:“我这辈子经历过两个社会,见识了两个党,比起来,我还是认为新社会好,共产党伟大!不信服共产党,难道你去信服国民党?!把我烧成了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产党振兴国家,需要老百姓维护的时候,现在要求入党,是替共产党分担振兴国家的责任!……你再对我说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话,我就揍你!……”说罢,一步跨出了房间。

在那一时刻,站在我面前的,又是从前那威严而易怒的父亲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家,来到了办公室。

我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捧着脸腮,陷入了静静的思考。

我理解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六岁给地主放牛,十二岁闯关东,亲眼看到过国民党怎样残害老百姓。他被日本人抓过劳工。要不是押劳工的火车被抗联伏击,很难想象他今天还活着,也不知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还有我这位“青年作家”……

但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这需要比创作一篇小说更大的严肃性。而且,在我心灵中,还有许多腌得没勇气告人的欲念,还时时受到个人名利的诱惑,还潜藏着对享乐的向往,还包裹着对虚荣的贪婪,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庄严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的。我不能够怀着一颗极不干净的灵魂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我要求加入……

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

我在心中说:“爸爸,原谅我!我不,现在还不……”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父亲来了。他连看也不看我,径直走到他的那张临时支起的钢丝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钢丝床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转过身去瞧着父亲。

他又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愤愤地大声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如果你已经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叫我父亲!这个党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现在还身强力壮,我愿意为这个党卖力一直到死!你以为你小子受了点苦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那点苦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

我想对父亲解释几句什么,却一句适当的话也寻找不到。我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心想:爸爸,你说得不对,不对,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啊!……

我觉得委屈极了,直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