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玉的入庵，分明起源于对大观园腐化加腐败生活的厌倦。贾宝玉并不厌倦，林黛玉也不厌倦。他两个其实很适应的。只不过还有不称心，还有不如意。比之他两个，妙玉多少有些深刻的思想。而那思想在偌大的大观园，并无一个可交流的对象。所以妙玉身上，体现出早期的觉悟，乃是一个内心孤独的，茫然迷惘的“思想苦闷者”。她对宝玉也是情有独钟的，但晓得宝玉的眷恋并不在自己身上，于是退避三舍，不思强求。这是一种自爱，一种自尊。
妙玉身上有俄国文学画廊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她使我们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某些优美又忧郁，做人有原则又有修养的女性。
妙玉是中国古典文学画廊中，第一个具有西方文学人物色彩的女性形象。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国大观园里，妙玉却使我感到有几分相似于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觉悟着而又无出路的那一类。
晴雯更是一个真性情的丫环。她是大观园中从人格上进行真抗议真反叛的典型人物。一部《红楼梦》若无此人物，名著的价值必受影响。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一位刚烈自刎的尤三姐。她们使《红楼梦》多了些艺术张力。否则就未免太“糯”太“软”，太脂粉气十足了……
那么，中国之读《红楼梦》的男人，渐变得女里女气，也就不足怪了。
问：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际关系加上百分之十五的专业技术，你同意他的说法吗？年轻人是不是更应该培养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
答：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对于此外的人，卡耐基的话反过来才有些正确性。科学、现代技术、医学、艺术，如果从事于这些领域的人们仅仅具有百分之十五的专业能力，而且认为足够了，于是热衷于用百分之八十五的头脑去搞人际关系，则人类现在肯定还处在中世纪。即使写作这么庸常的事情，仅靠百分之十五的能力，也是很难从事终生的。
一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能力真的需要很大很大吗？其交往半径真的是越大越好吗？一位教授有必要也跟“追星族”们一样去结交影视明星歌星吗？一位学者非得去结交官员吗？一位作家非得和商人过从甚密吗？一名年轻人何必到处发名片索名片？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们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的劣性之一便是一向嫌恶自己的同胞，这一种由来已久的嫌恶有一百种以上的理由支持着。所以一个中国人要处理好和自己同胞的关系，的确需要多方面的起码的修养。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们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我让我初三时的儿子替我寄一封挂号信，他问我到了邮局该说什么，我交代他在我出门后替我给一位朋友回电话，结果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不敢在电话里跟陌生人说话。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有待培养，必须提高——与人交往的起码能力。提高到什么程度？——能与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我们哈尔滨人，将那种满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分安定，一分亲和，一分善良友爱……
问：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答：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泗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吗？不成了一台电脑了吗？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
问：你觉得君子之交淡如水，这话有道理吗？
答：我不是君子，也没认识过君子，体会不到两位君子交往的真谛。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问：有人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请您说说这两个年代人际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答：基本如此。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问：您一定知道这样一个流行观点，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滨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在同样艰苦的情况下，一个中国的青少年，肯定不像一条龙，而像一条虫。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滨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日本人一群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和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气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吗？……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