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发现家门敞开着，甚是奇怪。进了门急叫儿子，无人应声，于是怀着几分恐怖的心理，惴惴看壁橱里，冰箱里，床底下——并未发现有如电影里的惊险镜头，才安定了一颗心，自责自己的大意而已……
生活里的邪佞多了，人也不由变得有戒心了。坦诚已是这样子日渐变成虚伪，良善已是这样子日渐变成怀疑，进而觉得日渐变成了生活里的一种负担，我也对自己很不屑，我也对自己很无奈。
我想告诉“表弟”们的是——其实我是不能长久地冒充一个好“表哥”的。一个正日渐地变得虚伪起来的人，大抵是奉献不出多少真情抚慰别人的心灵的。连自己都对自己看透了，都对自己很不屑的人，还是以不走近他为好。心地良善的“表哥”或许是有的，但那肯定不是我呵……
上头我只是说了创作《表弟》的起因，《表弟》到底表现了什么，读者从中是会有感悟的。一代大学生的某种心态，这心态又衬着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
中国人活得很累，就是这背景太沉重、太深。不是要深化改革吗？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们，不能不了解中国人的心态，不能不了解我们的社会背景。
难啦……
12 关于《今夜有暴风雪》
王蒙同志在对《今夜有暴风雪》的评论中说：“它为知青树了一块碑。这块碑已树在读者的心目中了。”这评价是热情的，但过高了。我有个习惯，常翻阅自己发表过的作品——稍有影响的和根本不引起人们注意的；自以为写得好一些和写得糟透了的；应该写好而未写好的；写作过程中曾丧失信心但最终毕竟完成了的。这样翻阅自己的作品，其实也就是“照镜子”。好比别人说你是“美男子”，那么就自己对着镜子认真端详端详自己，自己对自己客观一点，便会发现别人从你脸上身上未曾发现的不美之处，认识到自己原来不过是个庸常之辈；好比别人说你丑得很，简直“有碍观瞻”，那么也自己对着镜子认真端详端详自己，自己对自己公正一点，便会发现别人从你脸上身上可能未曾发现的不丑之处。于是就会产生一种自信，消除一些心理上的自卑。过分自信会使人轻狂，过分自卑会使人颓丧。做人作文，在这一点上，道理是一样的。
但自从报上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对《今夜有暴风雪》的评论文章后，我一次也没有再重读过它。因为，这些评论文章，虽然在热情肯定它的成功之处时，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它的败笔之处。而对它的最明显的败笔之处，指正却是过于温和过于宽容了。比较起来，还是王蒙同志和曾镇南同志的评论文章，对它的不足点示得“有矢着的”。好作品也各有不足，所谓“美玉微瑕”。《今夜有暴风雪》不是“玉”，是“璞”。它含有“玉”的成分，那也是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生活，为我提供了这种成分。“锐锋产乎钝石，美玉出乎丑璞”。——有些事物是由于它们的本质而美。功力深厚的作者或作家，能够使浑璞变琬琰之玉。而我，充其量也不过是将浑璞捧出来给人看而已。我绝非一个功力深厚的作者。王蒙同志说它“对比强烈”，指人物、情节等等而言。而我却从中自悟出了另一点——它艺术上的拙劣之处和成功之处也是“对比强烈”的。所以一些评论文章对它过高的赞赏之词常使我汗颜，使我羞惭。
文学是应该为千百万知识青年树立一块“碑”的。我认为这“碑”还没有在文坛上真正树立起来。但“碑”基确是已存在的了。这“碑”基是许许多多反映知青题材的作品和热情反映知青生活的青年作者或作家们砌垒的。叶辛、韩少功、张承志、张抗抗、王安忆、陆星儿……都或先或后从各种不同角度写出过有影响的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我在他们之后，为“知青文学”加了一块砖。他们是“先驱”，我是后来者。他们的作品，既将我的笔端向知青题材牵引，也启发和开导了我对知青文学的创作欲念、创作视野。都说“后来者居上”，我以为莫如说“后来者居优”更恰当。我所指的“优”，并非“优秀”，而是“优势”之意。不论哪方面的后来者的“优势”，都是借助了实践在先前者们的铺垫、启发、经验、成绩与不足，思考与影响，历来如此。因此我感激在文学道路上走于我之前的那些知青作者们，不敢也不愿有半点“后来居上”的狂念。
《今夜有暴风雪》是我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第一个中篇。我写它，受情感驱使，也受责任感驱使。我并不想通过一篇作品去验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功过”。这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事。这个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我认为他们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具有闪光的可贵的应充分予以肯定的一面。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和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我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正是为了歌颂一代知青。歌颂一场“荒谬的运动”中的一批值得赞颂和讴歌的知青。除开以上三篇，我的其他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作品，虽然也写到苦难，写到阴暗，写到悲惨的个人遭遇，但主旋和主调，都是立于以上谈到的思想基点和认识基点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今夜有暴风雪》带有较浓的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也带有较强的“政论”色彩。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其中看出，我——作者，是那么急迫地甚至是那么直露地企图在作品中阐发议论和思想。认识和思想有时还未来得及演变为具体的富有内涵的形象，便用粗糙的浅显的文字流溢到作品中去了。这是我的许多作品文学性低劣的原因之一，也是《今夜有暴风雪》不成功处的原因之一。
在阅读欣赏方面，我无所偏爱。既喜爱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喜爱浪漫主义的作品。在读现代派文学作品时，也常带有点新奇和研究的心理认真捧读。我认为凡有所读，必有所获。
在写作方面，我给自己确定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我至今尚未把握和领略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真谛。而且我几乎是凭一种本能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当与文学史上任何时期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有所发展。发展中的事物往往更使人感到茫然。但有一点是我在写作中执著追求的——那就是面对现实生活，努力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自己的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干预现实生活。现实主义不但应被视为一种创作方法，而且应被视为一种创作思想，我这样认为。由于受“左”或右的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的干扰，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在中国取得相适应的成就，更没有过时。甚至可以说，被“拔根”之后，仍没有再深深地扎下根去。
我能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获得多少长进呢？我时常这样问我自己，却不能够给自己一个自信点儿的回答。但努力方向既已确定，就要一步步走下去，不想轻易改变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的选择……
13 关于《年轮》
说真心话——我总希望情形是这样的——当自己的作品（无论小说抑或电视剧）面世之时，自己能够与传媒保持一定的距离，隐在自己作品的背后，默默地、虚心地倾听各方面的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倾听那些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原因，从中总结成功的或者失败的原因，认真品味成功的欣慰和失败的教训——那是多么明智又是多么好的一种感觉呢？
然而传媒总是要锲而不舍地捕捉住某些一时引起“轰动”效应的现象和一时成为“热点”的话题，迫使作者就范于它的“关照”之下。它的热忱往往是比大众的热忱还高的。于是我也没法例外。于是创作了一部《年轮》的梁晓声，便就《年轮》而似乎喋喋不休起来，一忽儿来一篇“絮语”，一忽儿一篇“补白”，一忽儿一篇“断想”了……
首先我想说，《年轮》被较广大的电视观众所喜欢，是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事。真的，我从来也没有因自己的作品被大众所喜欢而如此欣慰如此高兴。也许只有我第一次获全国小说奖那份儿欣慰和高兴可与此次相比。因为近年来，亲情、友情、爱情，美好的民族传统道德和高尚的人生观念、真挚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似乎在大面积地坏死，人们对此无奈而又精神迷惘，在惆怅中不觉地麻木了心智，这现象使我深感震惊。所以我想，电视连续剧是最能够直接影响广大民众心灵的“大文化”形式之一种，那么就让我运用这一种朴素的形式，做我理应做的一点点事吧。《年轮》是我亲自动笔写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正是我以上的想法促使我写它。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是因个人的创作水平得到了社会公认而欣慰。这一次完全不是，这一次乃是因为我通过《年轮》所企图呼唤的原本属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美好情愫，被公众最大限度地认同了。这使我认识到，广大的公众其实是很舍不得完全从自己内心里丢弃掉某些美好的情愫的。他们是很明白很清楚那些美好情愫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也使我感到，作为小说家、编剧，如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向生活中注入美好，被公众接受了，多多少少地影响了他们，同时对自己的心灵也进行了一次洗涤，那么，他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和心血，便是很值得的了。
其次我想说，《年轮》这部电视剧，其实不是我的。曾属于我的只不过是剧本，是一些写满了字的稿纸罢了。是北京电视台的领导们的坚定的决策，是剧组全体参与人员的努力，才使一些写满了字的稿纸变为一部电视剧；才使个体的平面的创作，变成了集体的立体的电视剧。我所感到的欣慰，更是为在拍摄制作过程中付出了心血的全体剧组成员们感到的。
《年轮》受到的喜欢，说明了这样一点——我们的广大电视观众，是那么的好，那么的可爱。只要他们从剧中体会到了某种真诚，某处美好，他们就乐于拥抱住那一种真诚那一种美好，对一部剧所存在的艺术性、思想性方面的缺憾，持很大的宽容态度了。这是一种厚爱。如果把这种厚爱变成为沾沾自喜的资本的话，是很可笑的。只能以今后更真诚更认真的创作，来回报公众的厚爱才对。这也是我这个编剧，对全剧组成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事实上，我自己比最挑剔的观众、最细心的评论者，对《年轮》指出的不足更多。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的缺憾，是我这个编剧的创作责任。另有一部分，是导演、制片和剧组其他方面人员应负的责任。客观原因很多，主观原因也不少。我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导演、制片指出了。同时坦诚地剖析了自己创作上造成缺憾的原因。对于我和剧组成员们来说更应总结的是哪些地方没拍好，为什么……
我想，由我来指出《年轮》的缺憾似乎最具说服力。剧本创作方面的缺憾我已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场合谈到过。摄制方面的缺憾，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全剧几乎不见灯光的运用，因而摄像显得事倍功半。我们几乎指不出，哪一场剧灯光运用的魅力，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印象。没有灯光运用的巧妙衬托，只有镜头的移动，摄像仍不能达到较好的水平发挥。二、全剧几乎不见美工的作为，只有布景，没有美工。所以，画面也就缺少构图感。这极需美工为摄像提供和营造出足以形成艺术构图的环境条件。三、剪辑松散。非是总体松散。而是从第十二三集至二十集前后显得松散。这一点，首先暴露出的是剧本创作在这些集数中的松散。其次说明导演对剪辑的“监督”和要求太不够。二次播出前尽量“修改”了这些地方，相信会好些。四、有些演员的有些段台词拍摄时没背下来，一边听提词，一边说台词——因而造成语调拖长的感觉……
拍一部剧，好比掬一捧水。十指并得越紧，流失越少，流失了一点一滴，都会留下缺憾的。我愿与《年轮》全组朋友共勉，在二次合作中，争取以更认真仔细的剧作报答观众对《年轮》的厚爱……
14 关于《一件小事》
半年前，收到某编辑朋友的约稿函。在我看来，那是颇智慧的出书计划——诚约国内外九十九位华语作家，重写鲁迅的《一件小事》，字数要求不超过原文，内容当然也不得篡改。编辑这样一本书的宗旨，乃为展现和弘扬华语写作的文采魅力。
我每年收到的约稿函不少，心有余而力不足，婉拒十之七八。
唯此函我竟保留至今。其上注明截稿日期是十月十五日。依我想来，九十九位作家以当代人的心性当代人的眼，再省和再看鲁迅先生八十年前亲历的一件小事，并以各擅其长的当代文风重写之，算上鲁迅的原文，共百篇辑成一书，肯定是词藻丰富，互媲高格，集美篇之大成了！九十九位中诚约有我，实是我的幸运呢！
这是我最情愿加盟助兴的事了。十月三日，趁家中上午无人，决定完成此次特殊的写作。《一件小事》于我自然是印象深刻的了。我当年的中学课本里就有它。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鲁迅先生文中的这一段话，至今能背下来。当年语文老师要求背，一如至今能只字不差地背出少年和青年时期抄录在日记中的某些名人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