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原文印象深刻，倘重写之，仍需再认真地读几遍啊！实话实说，家中并无《鲁迅全集》。但鲁迅的各类散文、杂文、小说集还是很有一些的，共十余本，一一从书架上取下翻阅，目录中皆无《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似难归于纯粹的散文、杂文，当然亦非小说。
于是又从书架上取下诸类近现代文学名家的、大家的名篇或美文荟萃类书籍，还是一无所获。
《一件小事》并不被后人视为美文是意料之中的。我也不会以赏美文的眼再看它。但它在鲁迅自己可是剖魂之篇啊！纵然算不上文学的名篇，也该算是鲁迅自己重要的作品吧？
我困惑。
不信家里竟找不到一本编入了《一件小事》的书，便从吊柜上取下一包包书捆打开来仔细查阅。那是些觉得平时不会再读，处理了又舍不得的书。
竟有发现——一本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的《鲁迅作品选读》，很薄的一本窄开本的书，它收入了《一件小事》。
我大喜过望，心底很有些感激为中学生们选编了这一本书的人。
但重读的结果却是，我决定彻底打消先前跃跃欲试的加盟之念。
《一件小事》确乎非是那类读着令自己的心情大为陶然，怡然；读出声音来令一切听着的人心情也大为陶然，怡然的美文。而我们今天似乎已处在了一个尚美的时代。物质方面早开始这样了。精神方面也正显出端倪来。尽管美的不见得同时便真便善，且可以假幻造虚托，但人们又似乎宁愿只一味儿地尚美。那么，《一件小事》便有点儿不合时宜了。它不仅不美，且还会使读它的人自己也不大自在起来。
进而又想——诗也罢，散文杂文小说也罢，以及一切的文章，那初衷倘不是为了纯粹的文学性去作的，而是由灵魂里被“威压”出来的自省所逼才作的——那么这样的一篇文字，则无论诉诸为任何一种文体，都是不太适合供别人们或后人们进行尚美的唯美的重写实验的吧？至于还求别几层自省的深度，谁又能深过亲历了那一件小事的鲁迅先生自己呢？毕竟，是鲁迅先生当年自己解剖自己啊！我们后人再去解剖他九十九遍，又有什么意义呢？纵然解剖得更严了，终究不过是再次地剖别人，与“解剖自己甚于解剖别人”的鲁迅先生相比，不是反而尤其“小”得作态了吗？
其实，我并不主张人对自己太过苛严，也不怎么主张人一旦由自省而自责，非写将出来公开发表，仿佛公开的检讨或忏悔似的。悄没声儿地自省和默默地改正，依我看来，也很是一种修养，一种美德了。
然重读《一件小事》，还是十分敬佩鲁迅先生严以解剖自己的勇气。风骨标范如鲁迅者，等身之著中，有篇千余字的《一件小事》存在着了，也就足以使别人的市井之诽和恶意中伤，都显得那么的蝇营狗苟了。
《一件小事》几十年来一直收入在中学课本中，这是令我们后人替鲁迅先生倍感欣慰的。高贵的品性并不由高贵的身份所决定着。今天“后影”高大，“须仰视才见”的底层人一如既往地有着。发现其高大有时须像鲁迅先生那样用心，而不仅仅用眼。
时代将人细分出了种种高低尊卑的等级，但人心的等级另有分法。尊者的心灵未见得高尚；卑者的心灵未见得低俗。我们的下几代人应从小懂得这一点。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们在课堂上讲解《一件小事》时，也应不讳谈这个道理。
“十一”前，我在社区的早市上目睹了这样一种情形——早市管理人员远远地来了，摆菜摊的乡下人自忖无照，“闻风丧胆”，跃身逃了开去。几乎同时，城里男女狗群似的扑了上去，转眼间将一堆冬瓜掠夺而光……
我看那些城里男女中，有戴着眼镜表面斯斯文文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有两鬓斑白像是退休干部的人——老科长乎？老处长乎？我相信当过局级干部的人，大约总还是不至于那么丢北京人的脸的……
倒是一个学龄前的孩子，望见那卖冬瓜的乡下女子掩面哭泣，竟又将手中的一个冬瓜放回原地去了……但连那一个冬瓜，也被人笑嘻嘻地一弯腰拎走了……那孩子呆呆地望着他的后影……不知那孩子是否也会“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却分明的，并没有谁觉得那孩子对自己造成着什么“威压”，更没有谁觉得要被榨出衣服下面“藏着的‘小’来”。反而的，因没花钱便掠夺到手了几个冬瓜，都笑得那么的天真似的……谁能义务地给他们读读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呢？他们听了，会否打鼻孔里不屑地嗤出一声呢？真的，我自料根本无法重写《一件小事》。除了保持肃然的敬意看待之，不复再有任何多余的话可说，岂敢重写？
15 蝶儿飞走
田维同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而且也是很好的。
她曾是我所开的选修课的学生。每次上课她都提前几分钟来到教室，从没迟到过，也从没在教室里吃过东西，或在我讲课时伏于桌上，更没在我讲课时睡着过……
分明地，她和同宿舍的一名女生很要好。往常是她们双双走入教室，每并坐第一排或第二排。她不是那类人在课堂，心不在焉的学生。
有次课间，我问她俩：“你们形影不离似的，是不是互相之间很友爱啊？”
她俩对视一眼，都微微一笑。
和田维同宿舍的那一名女生说：“是啊！”
田维却什么也没说，目光沉静地看着那一位女同学，表情欣慰。
大约就是在那一堂课后，我在自己的教师信箱里发现了田维写给我的一封信。她的字，写的别提多么认真了。笔画工整，接近是仿宋体。两页半笔记本纸的一封信，竟无一处勾改过。她对标点符号之运用，像对写字一样认真。即使在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中，对汉字书写及标点符号如许认真者，是不多的。仅就此点而言，她也是一名应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那封信使我了解到，她不幸患上了一种接近是血癌的疾病。自此，我再见到她，心情每一沉郁。然而我眼中的她，一如以往是一名文文静静的小女生。我觉得她的内心，似乎是波澜不惊的。在那一班女生中，她也确乎是看起来小的。不仅指她的身个儿，还指她给我的特殊印象——在我看来，她仿佛仍怀着一颗洁净的初中女生的心。俗世染人，现而今，有那样一颗洁净心的初中女生，大约也是不多的吧？
后来，我曾单独与她同宿舍的那一名女生谈过一次话，嘱咐她：“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更要关爱我们的田维，若有什么情况，及时向老师通告。”
她责无旁贷地回答：“我会的。”
于是，我对那一名女生印象也很深了。
某一节课上，我要求几名同学到黑板前，面向大家，发表对一部电影的看法。也请田维到黑板前，对几名同学的评说给出分数，并陈述她自己的给分原则。那几名同学有些像参赛选手，而田维如同评委主席。没想到田维给出的分数竟极为服众。她的陈述言简意赅，同样令大家满意。我想，一个事实肯定是，那一堂课上，她的中文能力表现良好，又加深了我对她的印象……
其后她缺了好多堂课，我暗问她的室友，得到的回答是：“田维又住院了。”一个“又”字，使我沉默无语。田维又出现在课堂上时，我什么都没有问她，若无其事似的。但讲课时，总会情不自禁地看着她。在我眼里，她不仅是大学女生，还是女孩儿。我没法不格外关注我班上的这一个女孩儿。
学期考试时，田维早早地就到教室里了。那一天她很反常，坐到了最后一排去。考题是散文或评论，任选一篇；没有任何一名同学预先知道考题。我不明白田维为什么要坐到最后一排去。我猜测也许是她的一种下意识使然——比如毫无准备的现场写作格外感到压力，比如那一天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作为监考老师，我又不由得经常将目光望向她，在内心里对她说：“田维，只要你写够了两千字，哪怕愧对‘写作’二字，老师也会给你及格的……”
她却始终在埋头写着。止笔沉思之际，也并不抬起头来。在五十余份考卷中，出乎我意料的是——田维的卷面状态最佳，字迹更工整了，行段清晰，一目了然，标点符号也标得分明、规范、正确。那是五十余份考卷中唯一一份考生自己一处也未勾改过的考卷，一如她曾写给我的信。那也是五十余份考卷中唯一一份我一处都未改错的考卷。肯定的，那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位判中文考卷的老师都是不多见的。
散文题有两则——《雪》或《雨》，可写景，可叙事。田维选择了《雪》，叙事写法。写到了自己的童年，写到了奶奶对她的爱。我至今仍记得她写到的某些细节——冬天放学回家，奶奶一见到她，立刻解开衣襟，将她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紧夹在奶奶温暖的腋下……感冒从小对她就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奶奶在冬季来临之前，为她做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裤，使她穿上了像小熊猫，自己觉得好笑，奶奶却极有成就感……
在大学中文学子们的写作中，内容自恋的现象多，时髦写作的现象多，无病呻吟的现象多，真情写作却是不怎么多的。
田维落在考卷上的那些文字，情真意切。
我给了她九十九分，抑或一百分，我记不清了，总之是全班最高分。我不认为我给她的分数是有失标准的。我只承认，我给予田维的分数，具有主张的性质。排开我自己的想法不谈，即使由别位老师来判，在那五十余份考卷中，田维的分数也必然将是最高的；只不过别位老师，也许不会像我一样重视她的考卷所体现出的示范意义……
她竟悄悄地走了，我心愀然。她竟在假期里悄悄地走了，老师们和同学们都没能一起送她走，这使我们更加难过。
田维是一名热爱中文的女学子，也是一名极适合学中文的女学子。我们教的中文，是主张从良好情怀的心里发芽的中文。这样的一颗心，田维无疑是有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她目光里那一种超乎她年龄的沉静，对于我们都意味着些什么了。经常与死神波澜不惊地对视的人，是了不起的人。田维作为中文女学子，之所以对汉字心怀庄重，我以为也许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要写，就认认真真地写。而且，当成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对待。这令我不但愀然，亦以肃然，遂起敬。
蝶儿飞走……
让我们用哀思低唱一曲《咏蝶》……
16 缪斯的使者——怀念编辑家章仲锷
虽然我也已经六十岁了，对于已故的章仲锷先生，我还是愿意虔诚地称他为老师的。尽管，在他生前，我们的接触很少。
事实上，真正地给我留下深刻之“人”的印象，倒是在他离休以后。那时，经汪兆骞兄热忱联络，我有幸和章仲锷先生、崔道怡先生等几名离休的老编辑、老诗人共同出现在各类业余文学写作者的短期培训活动中。并且，我和他的夫人高桦大姐，已经相当熟悉了。我将“人”字加上引号，意在强调，之前“章仲锷”三个字，对于我只不过是一个肃然起敬的名字。因为他先后在《十月》《当代》《文学四季》《中国作家》主掌过发稿权，故他的姓名在文学期刊编辑和作家，尤其中青年编辑和作家中，是举足轻重的。
“当编辑就要当到章仲锷那种水平……”我每从中青年编辑和作家口中听到这类话。而如果哪一位作家的哪一篇或哪一部作品的责编是章仲锷，无疑便荣幸。作品入其法眼，即使不能获奖，那也肯定会是一篇引起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重视的佳作……是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们，普遍有此种看法。然在他离之前，我没见过他几次。记忆中，似乎也没说过话。原来这个人就是章仲锷啊！直至我们共同出现在业余文学写作者们的培训班上，我才终于能够确凿地将他的名字和他这个人准确地对上号。一回忆，我们竟多次在各类文学活动场合见到过。又一回忆，他在那类场合委实地太沉默寡言了，我没格外注意过他，也不记得有什么人特别郑重地介绍过他。
我的回忆使我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仲锷先生，似乎是一个低调到但愿人们在寒暄场合完全忽略他的程度。进言之，那已经不是低调不低调了，而是对寒暄的、具有仪式意味的场合并不适应，于是退避三舍的本能表现。
在我的回忆中，在那一种场合，他这个身材颀长、面有倦色的男人，每次一旦出现，便开始东张西望，在人们之中寻找。而目光一旦将谁锁定，便不再旁顾，直盯着谁大步匆匆走将过去；扯对方于角落，旁若无人地低语起来。自然，谈的肯定是稿件之事。都不经意间，他已谈罢，身影已从那一种场合悄然消失……
虽然我终于知道他便是章仲锷了，但却还是不知道他便是高桦大姐的丈夫。高桦大姐提到他时的惯常说法是“我们老章”，章、张同音，说来惭愧，我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张冠李戴，误以为高桦大姐的“老章”是另一位“老张”。
某次在活动的午餐桌上，不知谁首先谈起了高桦大姐，我便也说了几句我的感觉——一位对文学事业和环保事业都热忱可嘉的女性；一位办事认真，责任感极强的女性。我举例证明，说她怕我事多忘了，为我已答应参加的某一次“环境文学”的活动，不厌其烦地用电话提醒我多次。最后我说：“大姐是中国自然环境保护课题与文学之间任劳任怨的红娘。”
举座点头，唯仲锷先生照吃他的，没什么表情反应。当时我多少有些纳闷。因为他的样子给我一种误解——似乎对我的话不以为然。饭罢，在楼梯上，有人的手拍在我肩。一回头，是他，不动声色地说：“晓声，谢谢啊。”
我自然反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