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奋斗目标，政治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目标就是推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中国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本质特征。
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1964年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要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此后，通过对实践和中国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对“两步走”战略作出了重大修正。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在一个农业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物质生产部门要保持平衡发展的原理，鉴于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结合我国的国情，毛泽东提出了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他从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主要出口物资，农业是工业资金的主要来源等六个方面讲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地位。当然，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工业为主导，重点建设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能源和原材料，才能使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各部门获得必要的技术装备，才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据农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毛泽东提出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国家制定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在资金、物资和劳力的分配上，先考虑农业，再考虑轻工业，然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遵循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原则，优先安排与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当然，就资金和物资分配的比例结果来说，重工业还是重点。尽管上述思想由于缺乏具体的政策和相应措施而未能成为现实，但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道路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完全摆脱苏联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但是，它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反思和否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述思想真正得以实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布局问题。毛泽东认为，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布局很不合理，工业企业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一些城市，内地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从合理布局和国防安全出发，他提出，实行大力加强内地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注意对沿海地区原有工业的充分利用和发展的方针，以平衡工业建设的布局；充分利用内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工业企业靠近原料、燃料产地及产品销售地；有利于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防。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一方面，国防建设是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的根本保证，不能没有国防；另一方面，国防建设要以大量的财力、物力为基础，离开经济建设的后盾，国防建设就无法进行，而国防资金过多必然要影响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矛盾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如何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方面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方面的利益。在提倡艰苦奋斗的同时，更多地注意解决工人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要汲取苏联把农民搞得很苦的教训，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的关系。
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进行了反思。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突破了苏联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为大会决议所采纳。
八大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他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地下工厂”合法化，可以开夫妻店，合法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吸引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他把这称之为“新经济政策”。刘少奇也提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邓子恢提出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1962年，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在许多地方自发地搞起来。这些都是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的可贵探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发展；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还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针对行政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1958年中央开始下放部分企业的管理权，因为出现了一些混乱问题，从1961年起中央又逐步收回了下放的权力。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未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框子，改革只能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之中。
毛泽东十分重视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称为“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它在企业管理制度中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之后，这套管理制度以“工业七十条”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把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有效形式，成为我国企业管理的模式。
（二）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它是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在普选制的基础上产生人民代表，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制定国家法律，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并监督政府依法处理一切政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全面、直接反映我们国家的本质，保证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国家的其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国各项政治制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政治、法律依据和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它既能充分发扬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全国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又能保证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指出，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与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就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治联盟。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我们的方针，也是我们的愿望；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基础，实行区域自治。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
我国各民族实现平等联合，不是经过民族分离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是从各民族平等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走到各民族平等联合的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在一国之内，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大家庭。
在科学文化领域，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只有采取讨论、批评、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还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双百”方针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