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原青龙巷小学内至今仍有一座中西合璧式圣救世主堂，院内还有一栋神职人员的老宅。这座老教堂闲置多年，虽然风度犹在，但已是满目苍凉，遍体鳞伤。这里原是“府街日知会旧址”之一。
站在院内的一棵皂角树下，透过枝叶仰望蓝天，可以作无尽想象：湖北人几年来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土生土长，在盘根错节下形成体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点。如果把它比作一棵大树，其树根就是1903年的花园山聚会，树的幼苗期则是1904年的科学补习所和1906年的日知会……到1910年的文学社，终于顺理成章地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
其实还有两棵树也在长大，那就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湖北共进会和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部。
还是在科学补习所、华兴会事败后，黄兴、宋教仁等先后亡命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两湖革命党人通力合作，办《二十世纪之支那》鼓吹并倡导全国革命团体大联合。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所，中国同盟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莅会者76人中约有六成是两湖人，以致孙文环顾全场说了一句极感慨的话：今后革命的成败，六成以上看你们湖广人啊。同盟会于8月20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7个组织的成员及其他“无党派人士”从各地汇聚一起，平等地坐在榻榻米上，有点梁山泊各路英雄聚会忠义堂的味道。
与会者按孙文提议，先宣读一份誓约，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誓毕孙文与诸位依次握手，向他们贺喜道，各位已不是清朝的人了。参加会议的300多人，通过会章后进行选举。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宋教仁为检事、曹亚伯等为各省主盟员，还决定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党报《民报》。据说当天会场临时搭的台子因不堪重负而突然垮了，跌倒一片。有人惊呼这是不祥之兆，孙文却大声喊道，这正是革命成功、颠覆满清之兆，说明满清垮台的日子不远了！孙文能随机应变由此可见一斑。
同盟会的建立是孙文与留日学界中革命分子相结合的产物，还聚集了来自国内的会党和其他革命分子，实行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篇，被大多数史家认为是辛亥革命的起点。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满天彩霞，有些当事人回忆，它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盟员们大多各行其是。特别是同盟会成立不到两年时发生的那场风波，使同盟会濒于分裂：国内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日本政府受清廷嗾使，赠孙文巨款15000元礼逐他出境。孙文没跟众人商议就收下这笔款子，并于1907年3月4日离去。这下触怒了在东京的几乎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的带领下光复会退盟，并发动了一场驱孙怒潮。《民报》被封闭，同盟会丧失了鼓吹手段；孙文、黄兴等长期在南洋活动，对东京同盟会总部的事务无暇顾及。同盟会人心涣散，尤其是湖广籍盟员有些坐不住了，他们满腔热情地加入同盟会，就是企盼横戈跃马，驱除鞑虏，还我河山。长期滞留东京作壁上观，这样下去革命成功也不知是猴年马月，难免有许多想法。
共进会1907年的成立和1910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是以两湖人为主体的海外革命者不甘寂寞、勇于投身国内革命的主动精神之体现。标志着他们从“坐而论”到“起而行”，实施从海外向国内的战略之转移。
独木不成林，加上文学社这棵本土成长的大树，湖北革命开始出现森林般的生态和气象了。
19.文学社集合了众团体
在辛亥年秋天武昌首义之前，武汉的革命团体大大小小有30多个，数量之多想必不逊于“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及“百万雄师”纷起的“文革”初期。这些组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起来错综复杂，但于盘根错节中理清脉络，无不跟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有一定承续关系。其中主要团体如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组织名称不同，实际上是以新军四十一标党人为主，不断进取变换革命策略的四个阶段。
1908年3月，原日知会联络员湖北潜江人任重远自四川归来，经老师李长龄介绍，投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当兵。师生二人经常密谈，计议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另组新社。任重远干劲很大，很快联络到同标士兵黄申芗、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秦炳钧、郭抚宸等人，达成共识。相约到汉阳监狱去探望李亚东时，李亚东不仅赞成他们的主张，而且答应在监狱里遥为主持会务。1908年7月26日一场大雷雨中，湖北军队同盟会在武昌洪山罗公祠成立，秦炳钧为会议主席。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黄元吉、王守愚、蔡大辅、廖湘芸、曹振武、陈绍武、祝制六等。与会者决定不制订文字章程，强调隐蔽组织保守机密，每个成员多各自进行活动。但身在狱中的李亚东通过陈少武创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不断撰文鼓吹革命，引起了清吏的注意。清吏便严令禁止李亚东见客，《通俗白话报》无疾而终。任重远急于求成，以为只要将湖广总督陈夔龙刺杀，占领武昌，革命大业就能一蹴而就。但难以见诸实施行动。后任重远因梁耀汉和四川党人的联系有所进展，再度赴川。军队同盟会的活动“乃告中辍”。在日知会之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军队同盟会第一个冲破了这种沉闷窒息的局面，只存在了五个多月，史家评论其“殊无特别表现，惟在党务断绪时，突然重振旗鼓，致后之赓续努力者，日兴月异”。
这年11月，湖北新军第八镇与北洋第九镇在安徽太湖会操。传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和熊成基趁乱起义的消息。四十一标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等蠢蠢欲动，在猫儿岭宿营地附近的荒冢间秘密会商。一致认为这是发动革命的好机会。回到湖北的当晚，杨王鹏即邀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等十余人密谋决定成立组织。12月13日，基本上还是这一帮人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聚会，“以此地行人少、僻静故也。”但他们不再沉默，通过宣言声称中国已经到了“积弱无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同胞同胞，时乎不再，盍兴乎来！”群治学社对外佯称研究政治学说，扶植社会自治。以四十一标左队为机关部，蛇山新鼓楼洞上的蕲春学社和洪山宝塔，是他们秘密开会的地点。
群治学社成立后，社务稳步开展，不断扩充党人。黄陂人万迪庥回忆，1908年抱着“要革命到营里去”的信念，他跑到省城武昌，投入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一营当兵。恰好他的同乡黄陂蔡家榨的蔡济民在附近二十九标当兵，把他介绍给同营的刘九穗和黄元吉，不久就介绍他加入了群治学社，并告诉他如何做宣传和发展新社员的工作。如有人问学生为什么也来当兵？就回答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同时用朝鲜、印度的亡国惨祸与中国的现状作对比启发对方的觉悟——这是第一步。等到对方有了对清朝现实的明显不满，就说清朝政治腐朽到了顶点，专门媚外，压迫人民，我们要国富民强，非要先打倒清朝不可。如果对方表示赞同，就进一步启发。等到他有了加入组织的要求，再经过一二个同志的审查后要他写“愿书”接受他入会。“已将你的姓名填表入册，如不严守秘密，就会发生危险。”当时的愿书并不是先印好的，而是各自用便条写好，经介绍人和负责审查的一二位同志看过后就予以销毁，防止因保管不善而败露。万迪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发展了胡忠良、高维汉、宋树忠等人参加了群治学社。
因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选调军官和士兵去当骨干。钟畸等分赴苏、皖、奉天、上海等地新军中开展工作。庶务一职改推李六如继任。李六如利用乡谊关系在炮队第八标、步兵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等单位开展活动，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群治学社成员。宛思演、詹大悲在汉口办《商务报》宣传革命，意气相投，参加了群治学社，报社中人刘复基、蒋翊武也投入新军，跟他们一起干。以詹大悲为总主笔的《商务报》遂成为群治学社的宣传喉舌。经过群治学社的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入全盛时期。“历来鄂中党务，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但群治学社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一样，也是因为响应湖南而事泄。可见湖北湖南休戚与共，像一根绳上的蚱蜢。这年，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数千人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焦达峰在浏阳准备乘机举事，打电报约湖北方面响应。于是，李六如、杨王鹏、黄申芗等密议，决定发动起义，先夺弹药库，继占楚望台。同时，约京山刘英拆毁武胜关铁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镇，运动夺取炮台。这是湖北革命党人的第一个起义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长沙饥民暴动已被镇压。黄申芗的行动也被清吏侦知，宪警逮捕时黄侥幸逃脱；其他人也作鸟兽散。风声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由于李六如已将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群治学社的实力得以保全。成立1年零9个月的群治学社，比以往任何革命团体都规范成熟，在于它能随形势变化而变化。几个月后，杨王鹏等很快以原班人马组建了振武学社。
1910年9月18日，是农历八月中秋。“游女如云汉水隈，衣香人影故徘徊。宵行多露侬知畏，贪看秋光踏月来。”那些忧国忧民之士却另有行径。武昌黄土坡“开一天”酒楼来了十几个食客，他们是否吃了时令佳肴清蒸螃蟹无从考证，但这肯定是一批敢吃“螃蟹”的人，来此并非如门联上所说的“天不管地不管酒管，乐也罢哀也罢喝罢”，而是举行振武学社的成立大会。与会者基本是群治学社旧人，改名振武学社，实乃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不变的是革命排满宗旨。众人推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任文书兼庶务，并推举了各标营队的代表，以武昌蕲春学社为机关。
振武学社并非振而不武，像如今的某些组织成立那天即是散伙之日，热闹一场后不再开展活动。“开一天”酒馆也并非只开一天，不过革命党人没有再来，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于10月11日——九月初九重阳日移师到与黄土坡遥遥相望的蛇山上了。在蛇山新建不久的风度楼上，振武学社召开标代表大会。到会的有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和三十一标江光国、三十二标单道康、炮队八标李慕尧、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等，是240多名社员中的代表。
“我辈复登临昔人已乘黄鹤去，大江流日夜此心吾与白鸥盟。”风度楼是张之洞离开湖北后，军界和学界为颂扬其治鄂功德筹资而建的仿古建筑，与1904年湖北巡抚端方在蛇山上所建的两层西式红楼警钟楼相映衬。此楼被张之洞更名为奥略楼，但民间仍习称它为黄鹤楼。原同治年间的黄鹤楼1884年因汉阳门外董家坡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而烧毁，由奥略楼圆了江城人民的“鹤楼情结”，上述对联就是端方登楼而题。
中国传统的节日过去是比现在多得多的。重阳节也是登高日，秋风飒爽中，振武学社诸君留连斯楼，必然像时人康有为、吴研人那样咏叹：“极目苍天帆影乱，中原万里对西风。”“苍茫烟雨迷陈迹，多少山河共劫灰。”为恢复汉室江山而踌躇满志，壮怀激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川鄂湘保路风潮愈演愈烈，时任《汉口商务报》总编的刘复基等在湖南会馆邀集会议，正值“汉奸”杨度在武汉，他们到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二楼去找杨度迫请他到会，杨度当然是不去，刘复基等扭辫子拉他出门。一种说法是：4月11日《汉口商务报》同仁共愤杨度公开支持政府借债筑路和反对铁路商办。是日，刘复基、李六如等趁他途经汉口，诱其出站，将之痛打一顿。次日予以报道，公诸报端，以张其丑。杨度如此显赫人物，竟让刘复基这些“丘八”来揪辫子，扯衣服，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能在场的既济水电公司老总宋炜臣也很觉没有面子。
一时之快惹来百日之忧。事发现场英国捕房羁留了刘复基，由此振武学社惊动了官府。四十一标一营管带戴寿山得到情报，案子牵涉到李六如，还发现左队司书杨王鹏秘密结社，且声势不小，立即向黎元洪作了汇报。吃惊不小的黎元洪将辖下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传到混成协司令部，严厉地责问：“你队有人组织会党，为何置而不问？”其实黄安人潘康时也热心革命，他把新军军歌中的原句“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舜与尧”，暗地里改编成“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并对振武学社在队中的活动极为庇护。不过黎元洪深知官场险恶，也不作深究，当即免去潘康时职务。发布命令时遮人耳目：“查，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吸食鸦片，着即开除军职。此令。”同时改任施化龙继任队官。施到职后，伪作谦和，实则暗中布置密探。不久，查知有振武学社这一组织，就密告黎元洪。黎当时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示意“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即将杨王鹏及四十一标二营司书郑士杰撤差，同时将李六如及一营营代表钟倬宾各打了一百军棍，开除军职。瑞澂还立饬江汉关道齐耀珊，对《汉口商务报》“勒令停版”，并函请英国驻汉口领事令该报迁出租界。
“振武学社经施化龙破坏，停顿两月余，风潮略静，各标同志力促恢复。”（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社务由蒋翊武主持。当时，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蒋翊武安抚各标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决心静观一段时期。
1911年1月8日，阴历还是庚戌年的腊月初八，位于武昌阅马厂的集贤酒馆刚开门营业就来了几位客人，蒋翊武、刘复基、章裕昆、王守愚等新军士兵和刚刚创刊的《大江报》总经理詹大悲鱼贯而入。酒馆老板特别奉送每位一碗腊八粥，以图吉利。呼呼啦啦地喝粥时，众人不禁感叹，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年又快过去了。席间，大家议论，我们虽是一身戎装，却不是赳赳武夫，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投入新军意欲以武力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这是前无古人之不世伟业，何尝不是一篇空前绝后的大文章。于是大家达成共识，把振武学社更名文学社，得文武相济之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