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是辛亥年正月初一，即旧时元旦，繁文缛节不少。新军在吃了年夜饭后，一早就按编制进行团拜。黎元洪到瑞澂府上拜年后回来，各标、营的长官都去混成协拜年。而新军队、棚在团拜后就放假，许多人到营外与亲友同乡聚在一起过年。蒋翊武等借此机会又借奥略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会上，蒋翊武获得一致提名当选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蔡大辅和王守愚为文书员、刘复基为评议部长、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原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自然地变为文学社代表。
文学社成立的当天情况，一说是“因黄鹤楼人多地杂，不便谈话，只好分开吃茶。文学社就这样表示成立了。”（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还有一种说法则大相径庭，据《共和元勋蒋翊武》中记述：辛亥年的第一天以文学社在蛇山奥略楼三楼成立而拉开革命序幕。这天寒风习习，天气阴霾，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及各标代表20余人对江盟誓，契结金兰，商议继续“抬营主义”大业。
且看《文学社策进举动告同志书》：
……同志起来，同志起来，赶快策动，灭清救国。我同志们既从高处立，阔处行，今以一身置于漩涡之中，觉四面之锋镝盈我目，亿兆之呼声盈吾耳，国仇未报，匣剑宵鸣，此其时乎！此其时乎！同志起来，同志起来，赶快举义，灭清救国。
随后，以蒋翊武所在的四十一标为策源地，文学社社务发展突飞猛进。3月15日，蒋翊武等又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代表大会，推王宪章为副社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并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内设立总机关。（一说3月15日假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会开成立大会——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4·27”广州起义风潮平息以后，蒋翊武于黄土坡同兴酒楼召开代表会，决定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刘复基驻会办公。文学社还制定了内容详备的《文学社职员及标营代表之职务表》，组织工作益臻完善。这时，文学社成立不到半年，社员增至3000余人，占湖北新军的1/5。分为四个支部，其中驻汉阳、汉口的四十二标称阳夏支部，交通处设郑兆兰寓会，汉阳集会定陈德元宅，汉口集会定范明山宅，每星期开会一次。文学社核心同志共273人，每每传递机密，多用明矾化水写于纸上，阅时水浸火烤即显。同志姓名册由蔡大辅保管，共置6册。二十九标、三十标、三十一标、四十一标三营，还有驻扎在武胜门外恺字营的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十一营、炮队十一营及工程十一营，都有文学社代表，连宪兵营也有彭楚藩代表在活动。原有的革命小团体四十二标胡玉珍、邱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及将校研究团等，都先后并于文学社旗下。
命途多舛蒋翊武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是湘资沅澧流域诞生的英雄，近读其侄儿宗成（漫征）所著《共和元勋蒋翊武》一书，颇有收益，许多记述引人兴趣，作为湖南辛亥志士的代表，值得添加浓重一笔。
澧县同属“荆楚”之地，柳宗元曾说过，“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县县城澧兰镇名即出自屈原“沅有芷兮澧有兰”之语。蒋翊武的父亲蒋定照原居县城北郊之蒋家庙，于年轻时进城习艺制腐竹，先在南街吕家对门白家巷崔氏祠堂居住，娶张氏，生五子一女，后在丁公桥街置业“蒋兴发豆笋店”。蒋翊武是长子，于光绪十年（1884年）冬月初五卯时出生于南正街。澧县文化传统深厚，相传是“车胤囊萤”的发生地。蒋翊武五岁时发蒙于澧兰书屋，年少时少不了游览“聚萤台”、“后乐亭”等胜地。有一次他与好友黄贞元等登北门楼，眺望通向鄂川的古道，忽有所思：当今天演竞争，非武力莫能制胜。遂取字翊武，誓作刚决雄健、勇于任事之人。
但“文以载道“，蒋翊武仍酷爱读书。他读过一批阐扬“夷夏大防”的密藏禁书，感时愤世。《辛丑条约》签定后，他谈到读史心得时说：满夷“为觊觎中原，竟不惜遗弃其先人故园，使广袤北漠沦为熊罴盘踞之地。此一历史谬误，诚为我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这一席话至关痛切。1903年8月，蒋翊武就读设在湖南第二大城常德武陵北门玛瑙巷的西路师范讲习所，与林伯渠等同学一起发起成立了“新知书社”。还深入秘密社会，与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刘复基深相结识，成为生死之交。书中说他是澧县第一个剪辫子的人，被人以“洋人”名之。这一点令人置疑，他后来就是因为有条辫子才捡了一命。
从1904年起，蒋翊武一直在各地从事革命活动，先后经历过禹之谟案、“萍浏醴”起义、刺杀端方未遂等失败，百折不挠，最终于1908年7月在武昌加入新军并参加军队同盟会，开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作为文学社社长和后来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命运可以说是被共进会改变的。宝善里14号机关火药爆燃失事后，湖北当局大肆抓捕，第一个就杀到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即文学社机关。好在蒋翊武事前已化装，头发垂辫，衣酱色旧布衫，外套枣红领褂，一副乡土打扮，跟警方想象的党人形象有差距。在兰陵街警事厅，蒋被押在花园里的东花厅，乘监视稍疏，瞅着机会于人丛中纵墙越屋脱险。他先匿走马家巷蔡大辅家，逢王守愚、陈磊由各营送命令回来。便将蔡大辅家中所藏文学社册据会议记录及一切文件焚毁才分途出走，以避凶锋。因蔡大辅、陈磊早去发辫，不便远行，仍匿城中。蒋翊武同王守愚转移到东城角李长龄处。李说：“此地焉能留君，君有辫，可速亡命天门、京山间。”他俩雇一小船溯汉水而上，王守愚在汉川上岸，蒋在新沟镇上岸。10日晚蒋又搭上一条去安陆的船，当时船上的人较多，堆塞几至难以有座。他自思自念，尤其想到被捕同志凶多吉少不觉暗暗哽咽。半夜时候，河风分外寒凉，蒋饥寒交迫，抱膝而坐。囊中仅有彭楚藩所分之银币七元并铜元数十枚，不料在迷糊睡去时竟被人窃去。11日天明以后，路途喧传武昌革命党起事，乃舍舟登岸，沿汉水南疾行返汉。抵岸时天已拂晓，始悉武汉三镇已为革命党人占领。渡江入军政府，与同志会晤，得知已拥黎元洪为都督。蒋翊武第一次面见黎元洪，见其一语不发，神情木然。出来后对张难先说，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张难先在《六十自述补遗》中说，当时“蒋翊武屏人执吾手泣，谓黎且不可测”，“今夜黎不决，明日晨即弃诸市。更定，督耳”。
蒋翊武过江驻四官殿，设办事处，后迁江汉关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他赴各国使领馆交涉，邀詹大悲到汉口商会找蔡辅卿等筹饷170万元。又由汉阳拨兵两营，镇压歹徒骚乱。阳夏诸军屡开大会，欲具禀军政府，以蒋为副都督。蒋往阻：“此次起义，翊武不过逐群附队，藉同志之热心毅力，幸底于成，无寸功可言，诸君此举是否爱翊武乎？诸君若果爱翊武，则不直属以举鼎绝膑之事，以重翊武之过，而速翊武之谤也。”
台湾学者惜秋说：“……故武昌首义，是蒋翊武一手布置的，但是到了首义之时，翊武却已出逃，而未亲与其事，如果他当时转至较安全的地区而与同志取得联络，指挥起义的军事，那蒋翊武的历史要重写了，吴兆麟与黎元洪的历史也要重写了……此为蒋翊武的大失策。”
蒋翊武终于当上了战时总司令，那是在阳夏失陷黎元洪出走葛店之后，他收拾残局、布置防御，显示出很高的才能。但随后不久就议和停战，他和许多革命党人的历史使命就基本结束了。民国成立，万象更新。蒋翊武作为英雄，不乏美人青睐。他在老家原来的发妻唐氏，已去世三四年，现在正好就地续弦，娶回的是汉阳青石桥女子刘玉珍，还把妹妹玉琴陪嫁而来，让蒋翊武同收二室，好不春风得意。又一个“双十”来临，民国周年纪念的日子，蒋翊武却再遭劫难。黎元洪镇压了马队暴动之后，在10月10日清晨派刘贵狗前来捉拿蒋翊武，因他赴京未返没有得逞。《民立报》当时报道：“汉口如寿里第四十号蒋君翊武之住宅也，伊晋京时，仅留其岳刘翁居住……贵狗即率众大肆搜索，抄掠一空……损失物件列后：手枪一支，前军务部副部长委扎一封，纸币洋五百二十三张，官票三十张，金耳环一对，金手钏一只，青呢袍一件。”这跟后来在如寿里同样发生过的文革抄家何其相似乃尔。
还是这个十月，一批湖南籍党人如宋教仁、黄兴等先后出京南旋，各归故乡。蒋翊武亦衣锦还乡，是否携刘氏双娇就无从考证。他先抵长沙，再到津市，弃舟步行20里绕道澧县小南门进城，于黄昏时不声不响地回到家中老二府街西首25号，这是光复后其父亲以一百多串钱买下的旧屋。蒋翊武本不想惊动地方，但澧县各界早有准备，张灯结彩以示隆重，并把城外多安桥改名翊武桥、东门改为翊武门、正街改为翊武街。这叫蒋翊武受宠若惊，他向乡人反复申言，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十分不妥。就是这次回乡，蒋翊武还遵母命娶同里徐氏，同居一月。蒋翊武的前二任三位夫人各生一女，名宗荣、宗仁、宗义；第三任夫人无出，嗣子宗策，为其四弟保祯过继给蒋定道后所生的长子。宗策据说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保留的蒋翊武遗书中多次提到宗仁，“宗仁更名承武，长大时当教养为陆军人材，方不可以男不在世姑息一切至彼不能成器也。现刘媳姊妹皆有孕，不久临产，如均是男，一名复武，一名幼武……”可见蒋翊武在外多时，竟不知宗仁是女子，至临终时还以为自己后继有人，这样也好，死而无憾。
“共和产公，帝制戕公，生有运会，死有运会。辛亥革命，癸丑绝命，成亦英雄，败亦英雄。”（慈利县吴恭享联）李春萱曾说过，就人品而言，“首义三武”，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然而孙武因苟全而善终，振武翊武均早夭于非命。他们的身后哀荣，还是以蒋翊武为盛。1913年蒋翊武殉难于桂林丽泽门外，其纪念碑现为广西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所在的鹦鹉路改称为翊武路；1943年澧县渡口建私立翊武中学；1946年县治澧兰镇改为翊武镇，澧西乡御史桥蒋氏宗祠改称翊武祠；80年代澧县最大的建筑物影剧院落成命名翊武剧院，主干道亦叫翊武路；1995年蒋翊武碑立于兰江公园。1999年湘版图书《湖南辉煌五十年》中湖南敢为天下先的风云人物，魏源、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蒋翊武、宋教仁等七人入选。
20.共进会回国求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孙黄”、“蒋何”、“朱毛”之说，为不同时期不同阵营的主要领袖人物。若论领导武昌首义的湖北人，可以称为“孙刘”，即孙武和刘公。一般人认为，“刘公为人忠厚，才情不高，共进会实权在孙武手中。”（江炳灵语）也许刘公的身体状况不如孙武，故精力及活动能力都不及孙武旺盛。1906年底，孙武在日知会失败后侥幸脱逃，风闻黄兴在云南起义，遂走海路到香港，不想云南起义又失败了，便辗转来到日本——中国革命的摇篮。
据有人统计，同盟会成立两年入会的960名成员中，湖北124人、湖南157人，两湖人士共占三成，起着很大的作用。湖北襄阳人刘公是留日学生中的挑大梁者，他曾出资印刷革命宣传资料，刊数万册输入内地，并资助《民报》出版。因此孙文认为他一片赤心，可谓至公，遂改原名刘耀宾为刘公，有着相当的资望。湖南浏阳人焦达峰也是一个活跃分子，面对同盟会群龙无首的状况，担任联络部长的他召集在东京的各地会党首领及部分同盟会会员开会，议论如何进行工作。大家认为，同盟会主要领导忙于南方革命，对长江流域的革命顾及不到，也没有一个安排。我们既然加入同盟会，又不能自作主张跑到内地自己革命。若是新成立一个团体，就有一些独立进行革命的余地，可以在团体的组织下回国一展抱负，加紧进行发动会党起义。这次会上刘公等发问：当年黄兴在华兴会外创办同仇会以联络会党，我们可否效仿？此议得到不少人的附和。孙武是比较赞成在中部进行革命的。他说，科学补习所败露后我曾游历许多地方，两广、云南人说话与我们两湖差异太大。黄兴他们主要是运筹帷幄，而且大多时间是在南洋、香港运筹，语言差异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则不同，要身处一线，光语言差异就不容易和当地人物联络，又极易为当地官府觉察。你们想想，我们在两广云南准备起义，当地官府突然发现来了许多外地人，必然引起警觉，进而戒备。因此我们跑去参加不仅于事无益还极为危险，不光是自身危险，更是给起义计划造成危险。如果在同盟会下再立机关，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进行革命，我们回去就如鱼得水，有施展壮志的场所。
1907年9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一说1906年3月于四川人舒祖勋寓所成立——蔡寄鸥），参会的有各省留日学生约百人，不亚于同盟会成立的盛况。他们发表的宣言分文言、白话两种：“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所以我们革命，一来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不分门别户。取这共进二字，就是要拼死力，有进无退。”跟同盟会有所不同的是，共进会把“平均地权”改成更有号召力的“平均人权”，这是一种创新。简单的解释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共进会名义上仍拥戴孙文为领袖，行动上则完全独立自主。四川教友会首领张伯祥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资格最老，对各地码头最熟，被推为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共进会下设军务、内政、外交、党务、理财、交通、调查、纠察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并设定铁血九角十八星旗，意寓“联合十八省同胞以铁血主义恢复汉族”。共进会任命起义后的各省都督，湖南是焦达峰、湖北是刘公。张伯祥回国后会长由邓文翚继任，1909年9月邓文翚返国，刘公为第三任会长。
但总体上，这个组织也是较为散漫的，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总会会址先设在日本东京居正寓所，后在青山区租赁的“华群舍”。直到一年后共进会会员分别回国进行活动，才实质性地起到了革命团体的领导作用，由于湖北的革命成就和影响最大，共进会一般被称为湖北共进会。
1908年10月，共进会参议孙武与焦达峰相伴回国，于冬天抵达汉口。他们把带回的都督大印、檄文、露布、告示、旗帜、徽章以及国际交涉所需文件等湖北湖南各分一半。在武汉建立共进会机关后，焦达峰回长沙在太平街同福公栈建立共进会湖南总机关，并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群众。来往于湘赣鄂之间，共谋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