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城市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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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鄂州约法》与南北议和(1)

那时,武汉的城市表情很郁闷,情绪坠落到了最低点。

当民军和汉阳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从龟山向江中开炮,造成严重伤亡,“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汉阳失守后,武汉人异常悲愤。所有车夫舟子,皆相顾涕泣,因此武汉三镇,无一人力车上街;襄河及大江两岸,上自金口,下到阳逻,帆船绝迹。汉口市场,被清军烧成焦土。其余未被燃烧的街市,亦皆关门闭户,寂然无人。”10月18日《汉口中西报》还报道:“汉口逃乱之人原以念一日某国兵轮到汉耀威,试炮三声,闻之者各寒心丧胆,旋即起意搬迁,有迁于租界地内者,有回本乡者,有乘轮上下各回原省者。下江人之家眷现几走十分之八,本省人之家眷几回十分之九。汉口近三日间较前日已少去三分之一。”

武昌城也乱了。先后回到城里的士兵,没有人约束,没有人安置,没有人管饭,他们手拿枪械,满城扰攘,闹得百姓人心惶惶。很多投奔武汉参与抗清的人作鸟兽散。面对如此纷乱局面,黎元洪立即发布布告,通令各协、营长官选择地点设立营房,收集各部队的士兵、军官,整理军械,募补新兵。

湖北军政府挽狂澜于既倒,于11月27日晚由黎元洪主持召开各军将校开会,决定革命的前途。那天,武昌红楼济济一堂,到会者约六百余人。当时情况,一种说法是:黄兴自承放弃汉阳,深以为愧,当往上海与同志合议,从速攻下南京,为武昌声援,此外并无他语。孙武请总司令报告汉阳战事经过情形,黄不作理会,默然有顷,即退席。一种说法是:会议正在进行时,黄兴率司令部成员到达军政府。形容憔悴的黄兴说,这次汉阳之役,不是军队不多,不是阵地不坚固,不是弹药粮秣不充足。导致失败的原因,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没有良好的训练,第三、缺乏机关枪。从第一次败退起,兵士一听到机关枪声就极为惶恐,有的长官也畏避不前。我曾几次发布命令奖励不畏惧机关枪的官兵,但收效甚微。至于下一步,从全国局势看,革命重心必定移到江浙一带,其中南京龙蟠虎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得南京者得东南。因此在各地起义中独南京还有战事,东南几省联军又久攻不下。鄙人愚见,既然汉阳已经丢失,武昌就不易保守。而满清军队可用之师全在湖北,何不避其锋芒,放弃武昌而移师东下,用武昌之兵援助东南革命党,合力取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

张振武、李翊东、甘绩熙等听说要放弃武昌,纷纷起来抗议:头可断,血可流,武昌不可弃!张振武拔出手枪高高举起,大声喊道:如果有人再提放弃武昌,我就请他先吃一颗子弹!全场掌声如雷。刚从日本归国的范腾霄站起来平静地说:失去汉阳则武昌不保,从战术来看,黄公所说是极对的。但军事上战略永远重于战术。武昌如人的首脑,略有摇动必影响全国。正因为如此,淞沪皖赣各路援鄂大军已经出发。他们不远千里来支援湖北,而我们却不战自弃,此一失也。汇集南京的东南诸路大军是清军将领张勋守城军队的十倍,我想南京不日可下,不需要武昌移师参加。武昌若弃湖北而依附东南,指挥之权谁握,意见之争必起,势必影响攻击南京,此二失也。顾手足而弃首脑之武昌,首脑失则四肢随之,必定影响民国生命。此三失也。有此三失,武昌绝对不可放弃!此语即出,获得全场热烈鼓掌。

败军之将,何可言勇。黄兴的处境已很尴尬。散会后,他对黎元洪说,大家既然不赞成放弃武昌,只好我一人先往上海,等克复了南京,我会带精兵两万驰援武昌(这显然是开空头支票),请都督好自为之。于是向军政府领了20万元现洋(黎元洪也着实慷慨),当晚与李书城(一说李已前一天离汉)、陈磊等人乘船东下。

黄兴当夜过江到汉口,翌晨乘“南洋丸”轮东下。此事让人有点搞不清楚:汉口虽为清军占领而商旅仍行?黄兴等还能安全地畅通无阻?何以武昌汉阳没有通航大码头?这些问题有待深究。反正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黄兴要走了。黄兴从10月28日抵汉到11月27日离汉,整整一个月,并非功成身退。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据说,“当时名流集议上海,推庄蕴宽到汉观察战事及其他。庄往汉阳晤黄,一见倾心,期望其一往上海,主持国是。”这是黄兴早已想好的退路。黄兴有五子,其长子黄一欧时任江浙联军沪军先锋队副司令,这也是他急于东下的原因。

黄兴一世英名都葬送在武昌和南京,且对手都是冯国璋。有的人说,黄兴是四条腿,黄字下面两条腿,兴字下面两条腿,所以跑得特别快。钱基博在《辛亥南北议和别记》中写道:没有哪一个不是他指挥的,而结果没有哪一个是不败的:而每败就责怪部下,自己逃走,一时有长腿将军之号。然而败而不挠,一有机会他马上又会发难,革命党人就是以此推举他。

人一走茶就凉。有一则传闻说,黄兴的离去和到来境况迥异,前者轰烈后者悄然。他出草湖门,绕道毡呢厂,尔后在那里乘船。当时的他“布衣草履,面目黧黑”,就像一个刚从田间归来的农民,同船乘客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伟人。

51.商会为开创民国铺开了血路

“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淹波涛。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尽地焦。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于鄂江潮。”黄兴在离开汉口的江轮上填词《山虎令》以抒怀,心情不会不刀剜般沉痛。

时势造英雄,这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期间,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清军中的反正者,都作了英勇的表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武汉商界精英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更具本土民间性质,是这座城市的捍卫者和守望者。

1911年出版的《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中写道:“汉口为中原最大之市场,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之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此间。然国家幅员至广,以前闭关自殖,斯民知识,未能铲除省界之见。故为商战自卫之策,各自分其圈限,彼借‘帮’以自立,此借‘行’以自立。盖本于合纵连横之意,亦团体进化之一阶段也。”美国汉学家罗威廉曾认为,汉口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城市的管理权和管理事务不是为官厅控制,而实际上有由行帮和民间团体所操纵。清代汉口城市的行政弱化和商人、民间团体组织自治以及在公共领域活动的兴盛,特点十分明显。汉口商业发达,商人云集。“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叶调元《竹枝词》)开埠前,汉口有一些商人组织,如山西、安徽等会馆,铜器业的江南、江北公所、银炉坊帮的“太清宫”等。清末武汉各种行业组织、旅汉商人会馆有二百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华商总会、汉口商会(1907年)、武昌商会(1908年)等。其社会保障功能堪称完备,参与社会救助向来积极。“传闻走水(失火)共惊猜,长柄灯笼挤满街。轿子飞跑锣乱打,各帮会馆水龙来。”凡救灾、赈济、消防这类大事基本上是依赖商人及商团组织进行的。尤其在辛亥革命的战乱期间,他们的作用更显重要。

首义伊始,革命和反革命都在争取商会和保安会。

据皮明庥著文介绍:10月10日晚间湖广总督瑞澂从武昌督署逃出,很快赴汉口商会“央请设法”。商会总理咸宁人蔡辅卿“方拟举办团练,忽接都督(黎元洪)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武装相抗,违则严究”。蔡辅卿马上召开会议,改弦更张,令各保安会“以白布为标记”接应民军。当民军11日晚开赴汉口时,汉口商民燃点鞭炮,夹道欢呼。御史温肃在奏折中云:“汉口商会总理、道员蔡文惠(辅卿)开门迎贼,贼以兵三百人渡江遂占汉口。”10月12日,詹大悲带了少量部队从武昌过汉口,立即找商会负责人蔡辅卿、李紫云会商,双方达成谅解。“武昌遣90人至汉口商会议设保安会,索兵饷60万,允保汉商,闻已署诺。”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商会中人并参加军分府工作,商人刘少舫主持庶务。在武昌方面,担任军政府政事部参议的有商人吕逵先和刘树杞、陈英芳、熊道璜、高元藩、王世杰等。官钱局总理则由徐荣廷、吕逵先担任,造币厂厂长为时功璧,范尚武等。

无政府真空时期,社会沉渣泛起。在民军没有从武昌渡江以前,汉口各团联合会即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之责。当时汉口秩序紊乱,各团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迅速组织力量,维持秩序,接应民军。“辛亥八月二十日,汉口清吏闻起义武昌,旋弃地遁,民军未即渡江,巡警散,兵力微,秩序大乱,汉口(各团)联合会忧之,乃集合二十二团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为要义。”各团联合会负责人马刚侯、关少尧发动团员,“风起云涌,首先响应”,一面分途演说,安慰人民,称民军运筹美备,虎贲鹰扬,救民于水火而登衽席,诚属易事,请各店居民照常交易,劝户悬一灯,家抽一丁为护丁。”此情此景,何等地同仇敌忾、齐心协力!

筹款济军为商会商团支持武昌首义的重大行动。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一百多万元。湖北军政府在5天内扩军四协,筹集军费之巨之急,全靠武汉工商界慷慨解囊。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统领何锡藩在命令中说:“本部军给养,以汉口商会与军政府所办之粮秣在刘家庙车站领取。”(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汉口商会董事韦紫封、刘子敬、刘歆生、李紫云、蔡辅卿、宋炜臣、万撝伯等32人共同发起国民捐,其《劝捐书》云:“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民主苦于专政体者久矣,今幸民军发轫不数月而望风景从者,已有达十有余省。”“故不论士农工商,均宜同心助力,乘此千载难逢时机以争万世和平之幸福。有勇力者当以身从戎,无勇力者即任以财助饷。”这次发动募得款项七万多元,武昌捐款办事处亦募得四万五千元。湖北军政府还计划以商人刘万顺、韦紫封的私有土地为抵押,向湖北官钱局借债三百万两,亦得到刘韦二商的支持。商会李紫云还为汉口军政府“代筹巨款数十万元”。10月14日,当一日本人赴武昌访黎元洪谈及军需时,黎笑而言曰:“……现在商人之捐助军费者百元二百元不等,商人如此慷慨,吾等决不忧军费之缺矣。”(《辛亥革命》)

武汉三镇商团作为一支民办地方武装为配合民军发挥了作用。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把持要路,控扼市区缉拿奸细,捕捉抢匪。时有不逞之徒蠢蠢出动,抢劫纵火。10月11日,汉口从清早到夜间发生抢劫案数十起,汉口官钱局各钱庄及典商同时被劫。商团在13日早晨就捕获抢匪三名,押至四官殿枭首示众,平息了骚乱。还在一个小客栈中抓获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参谋长刘锡祺并处死。据温楚珩回忆:“当晚(10月12日)派兵一队会同原有商团分巡街市捕斩抢犯三名,秩序开始恢复。商会副会长李紫云热心赞助,人亦精明干练,深夜本人以馒头、酒肉等数十担,犒劳枵腹终日之军士。”

当战火弥漫之际,工商界的支前工作也特别繁重。汉口商团于清军到达之前的10月14日,就在沈家庙、商育婴局、济生局、小关帝庙、友仁、义社五区设粮台,负责粮食供应。同时“禀呈都督委派胡光瑞、丁振凯、曹星源、曾广生等四人设局经理其事,担任接济阳夏两处军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各商团“群相解囊”,购卖干粮,以济军需。“汉口商会总理蔡辅卿等,星夜赶做馍馍,烧开水,送上前线劳师,以致兵心大壮。”(王保民《武汉辛亥革命闻见录》)汉口四区公益会在歆生路余庆里、长源里等处设立军人招待听,接待作战官兵。10月18日各团联合会接到民军“飞信”,需要子弹和夫役,各商团乃率会员、夫役从汉阳枪炮厂将子弹、炮弹火速运往前线。此后,每日均有会员、夫役出动。自10月25日起,各团联合会发米百石专供军食。当时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大锅十几口,造饭送至刘家庙、大智门等处。在刘家庙、滠口一线战斗中,“沿途农民拿着锄头和斧头帮助民军打击敌人,夺得很多枪枝交给民军。汉口商民亦组织慰劳队,抬牛肉酒食到前方劳军,并帮助运送伤员和战利品。”(邓定人《武昌首义》)万昭度等组织的汉阳商团极力“维持秩序以辅助官力所不及”,“严禁出入,防杜汉奸,日夜匆忙”,“押运粮食,不遗余力”。并将汉阳积存谷米三千多担“援救民国”。还有一位旅鄂湘商李炳炎,“鄂省起义,督粮到鄂,承办鄂省湘米公司,是时军需告罄,人心惶惶,李奔走呼号,将储存湘米全数接济,复在同乡富商处,劝捐军米约四百石。”(《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资料》)后军务部长孙武等委任李炳炎为运解粮米采购员,接济粮台军需。

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战事救护,也是商会进行的重要工作。汉口商会及时地创立红十字会,由荣昌照相馆老板、革命党人李白贞与商界崔世瑞、陈凤池、周承训、王琴甫、刘子敬等人商议成立,并联系仁济教会医院、中西医院,救护伤兵,掩埋牺牲之民军。武昌商会负责人吕逵先和巨商徐荣廷也积极支持此项工作。红十字会自成立起到停战止,70多天共收容伤病员一千三百多人,药品均由商民捐助。

各商团还直接投入战斗,羽翼民军抗击来敌。汉口龙王庙船帮、土果帮,冒着枪林弹雨,拖出大小船只在水路上横成一排,阻止清军从水上进攻。当民军三十二标二营在歆生路一线崩退时,“管带任光耀出逃,其余百余人由商会出面接洽,留其保卫歆生路,至是,与四十二标联合,分防汉口。”(《辛亥革命先著记》)位于长江汉水之交的龙王庙,在清军进攻时腹背受敌,该段水土果帮自治会副会长张既如、余翰臣率团员“曳去船只,阻碍北人”,同时输送军械,以“补助于民军”。汉口堤口下段商团有18人参加作战。四官殿保安会书记周松樵等26人“荷枪助战”。各团“荷枪助战,不畏险阻者”大有人在。

还有一个“商界巨擘”刘鹄丞,曾与吕逵先等共组武昌保安会。所属王荫槐见义勇为:10月12日上午,“北军由晴川阁炮击武昌都督府……霎时火烟迷空……君奋然曰,不救都督府,何用善堂水龙为?乃衣戴笠,躬自持旗,号令于市……编制十余人,督水夫驰至都督府喷击二小时。”(《武昌保安社绅实录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