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庄子对社会上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众多的臣弑君，子杀父的现象，得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结论。这看起来似乎很不公平，但如果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对市井小民来说，他们天天面对的就是如何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按照现在的话说，如果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达到小康水平，估计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但事实上，生逢乱世，这点最低的生活要求都无法实现，因此他们必然要通过为统治者所不容的“窃”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他们的边际效用在现在看来实在是太容易满足了。
但对于社会上层来说，他们“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已经摆脱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追求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要让他们得到满足感，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自然追求的就是王冠、国土，主宰他人命运的权势。在历史上众多的“窃国者”中，最成功的应当数两宋的开国鼻祖宋太祖赵匡胤。
后唐天成二年（927）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正处于五代十国天翻地覆的时代。赵匡胤出生后十几年，朝代两度更迭。赵匡胤在二十一岁时辞别父母和成婚三年的妻子，离家外出闯荡，投奔了后汉枢密使郭威。
951年，郭威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周太祖的养子柴荣见赵匡胤颇有才能，便将他调到自己帐下。柴荣是皇位继承人。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由此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
954年柴荣继位，是为世宗。这时，北汉刘崇联合辽大举进攻后周，世宗御驾亲征。双方在山西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怯场，周军呈现溃败之势。危急之时，赵匡胤镇定自若，领兵直扑敌军，赵匡胤高喊为主效忠的口号，士气大振。后周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世宗终于打败汉辽联军。这一仗奠定了赵匡胤在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对赵匡胤来说，未来的命运在此一举，由于他就在周世宗身边，好汉还是懦夫可以让主子一目了然。如果他跟随别人溃逃，就在周世宗政权中永远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他只有出击，而在危急关头出击，无论胜负，必然得到周世宗的嘉奖。
正是由于赵匡胤的出击，敌军溃败。从此，赵匡胤节节高升，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
周世宗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素怀统一天下的大志，但天不假年，在北征辽国的途中竟然一病不起。在临死前，他得到一块神秘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显然是有人事先安排好要陷害张永德，为了以防万一，他撤销了自己妹夫张点检的一切权力，然后命令自己一手提拔的赵匡胤做了点检，随后大驾西去。这就为赵匡胤攫取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
显德七年春节，边境传来了辽朝与北汉联合入侵的紧急军情。宰相范质和王溥急令赵匡胤率领军队北上御敌。赵匡胤率军走了一天，抵达距京城四十里的陈桥驿。当日夜里，将士把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一齐跪拜在地，山呼“万岁”，呼喊声震耳欲聋。
赵匡胤假装推辞，众将士不依，扶他上马南行。赵匡胤佯装无奈，说将士们贪图富贵强立他为天子，因此必须听他指挥，众将士都应允。赵匡胤兵不血刃，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显然是精心策划的，其博弈矩阵：
如果赵匡胤公然用武力夺权，其动向被忠于后周的势力察觉，则必然失败，即使没有及时发现，但赵匡胤依靠他直接控制的力量来夺取政权，显然胜算不大，最多只能是对半开。而依靠阴谋掌握了后周主要力量，就无疑掌握了后周的命运，即使忠于后周的势力有所察觉，但兵戎相见，赵匡胤也占据绝对的优势，更何况心机深沉的赵氏兄弟还利用舆论攻势，赢得了将士们的支持。所以，在所有强权人物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中，赵匡胤的夺权是流血最少的，也是投机成本最小而边际效用最大的。
随后，赵匡胤立即整饬军队回京，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新皇帝。赵匡胤迅速控制了整个局势，收服百官，迫周恭帝逊位，正式登基为帝，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
即位后，赵匡胤迅速击败了北方的李筠和南方的李重进，震慑了各地控制军政大权的军政长官。于是各地官吏纷纷表示服从中央指挥。但是，五代时那种骄兵悍将们将弑主篡位视同家常便饭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太祖心头。面对这种情形，赵匡胤又精心策划了一出戏。
建隆二年（961）七月，赵匡胤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太祖说：“没有你们出力，我做不了天子。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
太祖答道：“其中缘由极易知晓，做天子如此风光，天下谁人不想？”石守信等人顿觉气氛不对，均表示无人敢怀有异心。不料，太祖却说：“纵使诸位无异心，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的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之心。他们都知道臣子一旦被猜忌，后果很严重，便磕头请太祖指点明路。
太祖见时机成熟，便直截了当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如此，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
石守信等人跟随太祖多年，深知他说出这番话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便一齐叩头谢恩。就这样赵匡胤再一次兵不血刃地解除了控制军队的将领的权力。这一事件，其实也是君臣在权力上的一次博弈，对皇帝来说，权力是保证他威严的唯一法宝，而军队又是权力的最坚强的支柱。赵匡胤如果放权，完全相信将领，很可能别人也会效仿他；即使将领不叛乱，正如他所说，也难保将领手下不再来次“黄袍加身”。所以，要坐稳江山就必须把包括军队在内的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权力只能掌握在以皇帝为核心的极少数人手中，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有权有兵就意味着拥有一切，功名富贵随之而来。
赵匡胤看穿了这一点，以武力威胁，以富贵诱惑，让臣子在权力和利益方面作出抉择。最后以富贵来换取将领手中的权力，从而解除了再次“黄袍加身”的可能性。这就是宋太祖的智慧，也是他高明的博弈策略，君臣之间终于找到了双赢的均衡点。
在稳定内部局势之后，雄心勃勃的宋太祖君臣就试图实现国家的统一。当时，除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强大的辽政权外，尚有占据江汉一隅的南平，占据湖南14州的武平，据有两川、汉中45州的后蜀，据有岭南60州的南汉，据有江淮地区的南唐，据有江浙地区的吴越，据有河东（约今山西省）江州的北汉等割据政权。
赵宋政权虽有后周奠定的基础，但中原地区自五代以来，战乱连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实力远非雄厚。因此制定合适的策略，便成为统一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宋太祖在充分估计自己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最后才确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这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对于宋来说，它不可能两线同时作战，这无疑是自寻死路，只能是要么北上、要么南下。与实力强劲的辽国一较高下，辽主动妥协的余地很小，要妥协也是宋主动用财物来贿赂辽国君臣达成妥协，这对刚刚建立的宋来说，关系到自己的威望，是不可行的。但如果双方大打出手，宋可能损失更大，耗尽自己的实力。
宋如果南下，由于宋的实力远远较南方各国实力强劲，因此，南方政权无论是抵抗还是妥协，宋只要策略得当，最终会赢得胜利。在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宋取胜的可能性更大。
为此，赵匡胤选派宿将，率领重兵，守卫北部要地，在北面的防御加强后，才挥军南下，击灭南方各割据势力。由于战略的适当，宋通过十多年的时间，终于统一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地区，赵匡胤赢得了生命中最大一次博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