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道德学说中，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孔子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没有把人性当作一个独立的问题做更多的阐述。到战国时期，人性问题开始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问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成为人性问题上最具影响的两种基本理论。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恶害”，可用而不可化，没有对人性作善或恶的评价，是又一种基本理论。这种理论作为法家政策的理论基础曾经有重要的影响，但在秦亡之后就被实践所否定，以后没有发展。汉以后人性问题的讨论“多是调和孟荀”。2000年来，众说纷纭，学派众多，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见《张岱年文集》第2卷）一书中有系统的介绍、阐述，可以参阅。
古代人性问题的讨论与现实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大致说来，自西周以至春秋，道德、政治思想得到了发展，孔子集其大成，提出了系统的道德、政治学说。随后开始的百家争鸣，也是以政治、道德学说，治国之道为中心。至战国时期，人们的认识深入了，争论从应该如何做，进到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人性问题于是被提了出来。不同的人性学说，实际上都是对各种政治学说提供理论上的论证；从道德学说方面看，则是对道德起源问题的讨论。
综观古代的人性学说，主要的是三种基本形态和两个基本倾向。三种基本形态即上述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和法家的性私论。儒家思想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或是后儒的种种学说，其根本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是教人为善，根本精神是对人抱有乐观和信任的态度，相信人都可以为善，即“人皆可以为尧舜”；法家则相反，其根本精神和出发点是不相信人可以自觉为善，认为只能用法治的办法，使其不能作恶。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基本倾向。汉代以来，儒家的精神占着主导地位，影响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发展。
人性善恶的问题是古代人性学说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理想的善和对善的追求与现实中恶的存在的矛盾。善与恶是相对待而存在的，有善必有恶，有恶才有善。人们追求善，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恶的存在。这是在道德领域内不可回避的一个根本矛盾。性善性恶的争论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是人们对这一矛盾的不同认识和提出的不同解决办法。性善论认为善是本于人的天性，恶是后天外界影响所致；性恶论则认为恶的根源是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而善则是后天礼义教化的结果。性善性恶的争论，实际上是善和恶二者谁属先天谁属后天，谁属天赋谁属人为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同时也就反映了对道德起源和本质的不同认识，决定了成善途径、修养方法上的不同主张。
综观古代的种种学说，总的说来都还是抽象的人性论，从这一点说，都是错误的，都不可取。今天研究人性善恶等问题，不能停留在人性是善还是恶、性善论合理还是性恶论合理这样一些问题上；要突破古代的思维模式，改变思考问题的方法，以新的思路来探讨善和恶的根源、人性的自然性方面和社会性方面以及引导人们去恶向善的方法等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各种人性学说，实际上也都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其中也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为我们今天研究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1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传统儒家人性学说的根本观点。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途之人可以为禹”，根本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人人都有佛性，“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在“迷悟不同”，肯定“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在这个根本点上与儒家一致。
这一思想有重要的意义。它表现出一种对人的乐观、信任的态度，肯定人人可以达到至善境地，成圣成佛；人之所以有不善，只是因为自己的迷误和自觉努力不够。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道德自觉。由此就产生了中华民族孜孜于求善的精神：对己，一日三省，自强不息，力戒自暴自弃，无所用心；对人，助人为善，对有过者取宽容态度，“浪子回头金不换”，对人们改过迁善抱着殷切期望和由衷的欢迎。这是构成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也体现了一种人性上、道德上的平等观念。它肯定“尧舜与人同”，圣人与常人在人性上是相同的，因而也是平等的。这种人性上的平等思想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平等思想，在存在着等级制度的古代社会，它仍然是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平等服务的。但它不承认圣人有高不可及的天赋，这可以成为接受近代民主观念的基础，与近代平等观念相衔接，因而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古人还认为，所谓成圣，并非必须有圣人那样的势位或功业，而是只要遵尧舜之道，“孝其所当孝，弟其所当弟”，即按着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去做，尽其所当为，做到了在自己所处的地位上应做的，也就是圣人了。明儒明确提出，端茶童子也可以成为圣人。这样，把成圣的理想目标与每一个人的日常言行联系起来，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使匹夫匹妇，文盲白丁都可努力去做，这对于普及道德教育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2内养外化皆可成善
古代人性学说中关于人所以能够成善存在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共同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和善的社会性；但各种观点又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度揭示了人成善的根据。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善根源于人的天赋的善端，即良知良能。这是性善论的根本观点，孟子、王阳明的观点是其代表。这种观点把善归结为天赋的自然本性，否定了善的社会性，是不对的；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善是后天经过教育、实践，积累而成的。荀子提出性恶论，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认为人性为恶，顺人之性必将导致争夺纷乱，为了克服这种由恶的本性所引起的争夺纷乱，才有圣王化性起伪，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有了善。这是从社会需要来说明善，接触到了善的社会性，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但他笼统讲人性恶，是不可取的。王夫之则强调人性本身是“日生而日成之”，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开始接触到人性与后天影响的关系，即人性的社会性，较荀子更为深刻。
第三，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教而成善。这种观点是调和孟、荀，既肯定善有其人性的根据，又强调后天教化在成善上的关键作用。以董仲舒为代表。
第四，人性为“善恶混”，既有向善的一面，又有向恶的一面。荀子说人性“义利两有”，董仲舒说人性“仁贪两有”，扬雄提出性“善恶混”，都属这种思想。但在荀、董那里，都只是提到而已，没有成为其人性学说的主要思想，没有得到发挥。宋儒的性二元论，把人性分而为二，一是气质之性，一是天地之性，把善恶都归于人性，认为人的去恶成善乃是人性的净化，是性善恶混思想系统的理论化的表现。认为善和恶都可以在人的自然本性中找到一定的根据，是合理的；但把善恶完全归于天赋的人性，则是错误的。
第一、四两种观点，强调了人成善的内在根据和自觉修养的重要，第二、三两种观点则侧重于强调后天外在环境的影响和教化，以及个人不断学习积累的重要。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古代的各种学说分别强调其某一个方面，虽有其片面性，却也都有其合理的内容。我们应该吸取其合理的部分，抛弃其错误的部分，克服其不足，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正确的认识。
3纵情外诱恶之所生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好利恶害，顺性发展，就会发生争夺、纷乱。他把恶归之于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观点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后儒多不主张性恶论，荀子受到冷遇，甚至批判，但在恶的根源问题上，多数人却也把恶归之于人的情欲。情欲为万恶之源的思想在很长的时期里占着统治地位。这种观点有明显的片面性。人的情欲、人之好利恶害未必一定导致恶，恶也并非均由情欲或好利恶害引起。但是，对情欲的放纵和无节制的追求，的确是种种恶事产生的重要原因，故而对情欲作适当的约束、节制仍是重要问题。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了外界的影响。孟子认为人之有恶是因为受外界影响而失其本心所致，正如森林被砍伐而成为荒山秃岭一样。墨子认为人之好恶在于“所染”，颜元认为恶起于“引蔽习染”，都属于这一类。这种观点强调了产生恶的后天因素，是对的；但把后天影响、引蔽习染全归之于恶，又把恶全归之于外界影响、引蔽习染，则是片面的。
与关于人能成善的根据的各种观点一样，在对恶的根源的说明上，古代各种学说的根本缺陷，在于其都是从抽象人性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而没有对善、恶及其根源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吸收、借鉴古人合理的思想、观点，更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我们的认识，纠正和克服古人认识中的错误、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