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作为个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因此，公私关系问题就成为人生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从而也成为道德的基本问题。
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文化中，公私这一对范畴非常复杂，其含义比较笼统、宽泛而不稳定。“公”字原来指天子、诸侯，以及他们的权益，“私”字相当于个人或自我。《诗经·豳风·七月》里所说的“言私其；献于公”，《小雅·大田》里说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后来，谈私与公主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事实角度，公与私被理解为全体与局部、社会整体与个别人、社会集体与自我，这里主要是利益问题；二是从价值角度，主要指公正、公平与自私、偏私等。这两个层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礼记·礼运》里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兼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法家所讲的“明于公私之分”，“公私相背”，亦复如是；而宋明道学家所讲的“公私之辨”、“破私立公”，主要是从价值角度着眼的。无论从哪个层面看，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流都主张“立公去私”、“大公无私”，对于“公”充分肯定。这是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精华所在，具有较多的真理性因素，至今也应当肯定和弘扬。而对于“私”的贬低和否定，则应作具体分析：自私、偏私的价值指向应当贬斥，但是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却不宜一概否定。
公和私，不是抽象的。公私关系及对之的处理，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古代等级制社会下，“公利”往往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甚至家族的利益，与被统治的下层民众，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对立。以私利服从公利，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必要的，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一原则在多数情况下又意味着对自身物质利益的漠视以至否定。明末以后一些思想家对这种现象予以揭露、批评，他们对“私”，也就是对个人正当权益积极肯定，而对于家天下即“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进行尖锐的批判，这些，不仅当时有重要意义，今天也还可供借鉴、吸取。
从进行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着眼，我们选录了部分材料，编为五节，即：第一，“天下大同，圣贤至公”，表现了人民追求的社会道德理想和理想道德人格，在阶级社会里这些虽然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它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希望，成为历代道德的最高标准和终极价值。第二，“公私相背，善恶所由”，提出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对立，并指出这是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区分善恶的主要根据。第三，“公私之交，存亡之本”，阐明了公私观的重要性，特别是它作为政治道德的重大社会意义。第四，“破私立公，克己迁善”，提出了人们进行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和途径。第五，“公重私轻，公而后私”，提出了在承认人们正当个人权益基础上处理公私矛盾的原则。
正确地看待和处理公与私，也就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是一系列道德规范的总的指导原则。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准确地抓住这个中心，这是它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然而，它并没有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即在社会生活中的先公后私、公私并举，在价值指向上的不断破私立公、大公无私，才是最正确而无片面性的原则。自然，这种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逐渐为多数人承认，并变为实践行动。
公私关系问题与前两篇所谈义利、理欲问题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这三篇都是围绕着社会与个人、公和私关系问题这个中心编选的。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把这三篇联系起来理解。
1天下大同圣贤至公
《礼记·礼运》中对于天下大同的描述，突出地体现出一个“公”字：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等级差别。这是对原始社会氏族公有制的怀念，也是对现实社会不公的抗议，更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一理想，几千年来，一直为我们民族的先进的人们所追求，直到近代，康有为、孙中山都以此号召和鼓舞人民。由于这种社会理想，也就产生了相应的理想人格，即圣贤，他们至公，即能够公而无私地对人对物，对国对家，并对待自己。古人认为，圣贤至公的“公”字，包含有公共（公有）、公平、公正等内容。他们之所以能做到“平”、“正”，原因是他们能“公”，即能以整体的利益，以全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来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狭隘私利决定一切。这个思想深刻地抓住了道德的关键——公私之分。这是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优秀部分。
“天下为公”今天仍然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方面，先贤的思想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继承。需要注意的是，“公”并不是抽象的，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那里，“公”有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含义。今天我们继承“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要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2公私相背善恶所由
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把公私与道德上的善恶联系在一起。唐代独孤及一针见血地指出：“善恶生于公私。”（《对诏策》）把公私的道德意义明确地揭示了出来。到了宋明道学家那里，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论证和发挥。他们把公私与义利、理欲、善恶诸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公就是义，就是理，就产生善；而私就是利，就是欲，就是恶。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也在于公私。在某些道学家眼里，凡是不符合道德的行为，统统是“私”，私是万恶之源。明代的吕坤甚至认为，“人一生大罪过，只在自是自利四字”，“只一个私字，扰攘得不成世界”，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宁，政清讼息”。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相背，善恶所由”的理论，抓住了个人和集体、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这个伦理学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并研究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以公为善，肯定了人应该从“天下正大的道理”去处置事，不应只局限于一己之私意、私利，这是合理的，有意义的。但是，除了极少数思想家之外，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夸大了公私的对立，而且抽象地看待公与私的相互关系，这就有失偏颇了。其实公与私的关系是具体的，它们不但有对立的一面，还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面；“私”有导致恶的一面，也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
3公私之交存亡之本
从政治道德的角度谈公私，其根本的思想，在《商君书》里用最简练、最准确的语言表述出来，即“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先秦时期不仅儒家提倡“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法家更强调“公”。他们主张法治，而认为法的功用就在于“去私立公”，把立公去私看作治国的根本原则。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反对当时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亲亲而爱私”现象。他们所主张的“公”也并非真正的公，韩非就将国君的意见、利益等同于“公义”。但他们提出的去私立公的原则却有普遍意义，因此也成为重要政治道德原则。它为后代政治家所继承、发展，有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对人君要求“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荀悦：《申鉴·政体》）。对人臣要求“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刘向：《说苑·至公》）等等。到宋儒又有人提出“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可见这一点已成为政治道德的传统。从根本上讲，古代的封建王朝，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家天下，公私关系是颠倒的；立公去私的原则不可能真正贯彻。但是这种思想理论，对于限制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调整和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生产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今天，已经消灭了等级制度，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立公去私、大公无私的原则已有了实现的可能。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发扬这种优秀传统精神，以反对一切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建设起真正公正廉明的政治。
4破私立公克己迁善
“破私立公，克己迁善”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首先明确提出公私关系问题的，是先秦时期的法家，如管仲、商鞅、韩非等，他们提出“明于公私之分”（《韩非子·饰邪》）。但是，他们主要是从反对血缘家族关系，坚持专制集权的法制着眼。汉唐以后的儒者，特别是宋明道学家，对于法家的去私立公理论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建立了一套“破私立公”的理论，与其“义利之辨”、“去欲存理”相呼应。在他们看来，人心之公同义理一样，是人天生而有，只是被私欲所蔽，才违背道德，酿成祸害。用王阳明的话说便是：“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陷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对于私心，必须痛下省察克治功夫，“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定要“扫除廓清”，使人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方可。
“破私立公，克己迁善”，突出了人们思想中公和私的矛盾，要求把公义放在第一位，以公胜私。这对于坚持道德修养，保持人们的道德情操，提高道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是，不能把公私的矛盾、对立绝对化，抽象化。特别要看到，作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私与公之间，除了有对立的一面之外，还有统一的一面，对于“私”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可一味反对。要克服传统道德思想在这方面的片面性。
5公重私轻公而后私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虽然有“灭私”、“无私”的观点，而且是思想上的主流，但是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一些思想家提出，“私”并不只是私曲、私意、偏私、私情等。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的意志，有追求其个人利益的权利等，这些不可能去除。问题是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像李贽、黄宗羲以及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等，他们一方面揭露当权者（包括君主）的伪善，批判当权者用“无私”来掩饰自己的“私”，要求群众无私以实现他们自己狭隘的“私”，另一方面，他们也肯定了“私”的合理性，肯定了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与此同时他们也赞成并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以公为重的传统。顾炎武强调公私统一，王夫之提出公私相对说，公重私轻说，指出个人应该服从全体，暂时应当服从长远，在处理公私关系上，这些看法达到了一定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