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是春秋时的宋国执政，《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宋国有一个人得到了一块美玉，把它拿去献给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人说：“我让玉工看过，玉工认为是宝物，所以才敢进献。”子罕回答说：“我把不贪作为宝物，你把美玉作为宝物，如果把玉给我，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献玉人叩头告诉子罕说：“小人怀藏玉璧，回乡里必为盗贼所害，把它送给您会免去一死的。”子罕于是把美玉放在自己乡里，派玉工为他雕琢，使献玉人卖出玉璧变得富有之后回家。
献玉人以玉璧为宝，希望将宝物敬献于子罕，而子罕却以不贪为宝，显示的是一种非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同的价值观。
人们对事物价值的判断决定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判断对象的客观属性，另一个是判断者的主体需要。一个人对具体事物之价值大小的断定，是看该事物以其自身的属性，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主体的需要。一种具体事物的客观属性一般是相对不变的，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观需求，因而，同一种事物会在不同判断者的眼中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
玉璧具有供人欣赏及能够出售等属性，一般人也都有欣赏美物和获取经济利益等主观需要，因为这两个原因，玉璧在一般人眼中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宝物。然而子罕作为一国执政，他的主要兴趣也许在另外的方面，欣赏美物和获取经济利益等主观需要相对弱些，因而，玉璧在他心中并不具有多大价值，算不上一个宝物。这位执政也许最希望得到一个清廉的名声，而“不贪”作为一种行为，正好能满足他的这种需要，因而“不贪”在他心中就有了极高的价值，被他视作宝物。
当然，并非玉璧在子罕心中毫无价值，而是说，这一价值和不贪的价值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子罕不愿用自己的宝物换取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因而拒绝了别人所献的玉璧，以此保持了自己的“不贪”。“不贪”并不是一个可视可摸的有形物件，因而子罕不受玉璧看不到他保存了什么，他若接受了玉璧也看不出他付出了什么，真是“不受白不受”，为常人所不可理解，献玉人本人当时就非常疑惑。其实“不贪”所代表的是一个做官者应有的品格和作风，虽然不可视摸，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认识它、把握它、珍重它。献玉人在遭到辞绝后，表明他献玉的用意在于避祸免死，这的确反映了“大宝招祸”的社会现实。但献玉人避祸弃宝，为什么偏偏甘受奚落地要把它献给子罕？也许是他崇敬子罕的品格，要把宝物献给自己最可尊敬的人，但子罕若接受了这一馈赠，也就丢失了他所以受人崇敬之处。献玉人的所谓避祸免死之说，也许仅仅属于献礼者常要最后拿出来的一种托词，但这正好为子罕施惠于对方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他安排将宝玉雕琢出售后，把富裕连同人情一起送还给了宝玉的原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