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灭吴后辞官离去，以经商致富，号为陶朱公。《新序·杂事》记叙说，魏国一次遇到了一件难以断定的案子，群臣中有一半人认为其人有罪，有一半人认为其人无罪，魏王本人也难以决断。魏王对人说：“陶朱公能以平民身份而致富，一定身怀奇智。”于是派人将陶朱公请来，告诉了他众人难以决断的实情，请教他应如何处理此案。陶朱公回答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不知道断案的事情。我家有两只白璧，颜色相同，大小相同，光泽也相同，但一只售价千金，一只售价五百金。”魏王问道：“颜色、大小和光泽相同，为什么售价却不同呢？”陶朱公说：“从侧翼看它们，其中一个更厚，所以售价千金。”魏王醒悟道：“对啦！定罪难以决断的赦免，奖赏难以决断的给予。”魏国民众自此很满意。
魏王碰到难以决断的案子，不得已向陶朱公请教，陶朱公并没有直接告诉魏王应如何定案，他以自己在商业领域中碰到的白玉定价的例子做比喻，告诉了决断疑难案子应该考虑遵从的两个方法问题，一是从侧翼观察，二是以厚为贵。魏王据此迅速做出了定案。
人们对一个事情难于决断，或者对两种方案难于做出选择时，一定面临思想认识上的某种困惑，对其中的利弊优劣难于做出清楚的分剖。从侧翼观察，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拋弃惯常的观察视角，立足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事情，以期发现惯常视角下不能看清的利弊，区分出不同决断的优劣。
一般来说，人们对一个事情的决断，总是根据他自己的利益标准、道德标准及其价值标准来做出。从侧翼观察事情，使人们能获得一种断定事情的新的参考系统。人们在新的坐标系统中观察事情，自然能得到关于该事情的与前迥异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推翻以前的认识，它使人们有关的认识更加丰富和全面，从而使人们做出某种决断的根据更为充分，于是便会消除决断中曾经有过的困惑。
无论是正面观物还是侧翼视物，实际上都存在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换言之，人们对事情优劣的裁定总是遵循着一定的标准。为了启发魏王对疑案的决断，陶朱公在比喻中向他暗衬出了以厚为贵的价值审判观，这是对传统文化中一种价值观的生动表达。古人认为，“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进而提出：“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六》），提倡和鼓励人们以宽厚的人生态度处世。当魏王不仅从是非的视角上，而且从处世的角度上重新审察疑案，并且接受了以厚为贵的价值观时，他的思想果然豁然开朗，对疑案立刻做出了决断，并且由此悟出了治国的新思路，收到了令民众满意的治国效果。
战国时的魏国不是一个法制的国度，没有法律依据的断案只能直接凭借断案人的主观决断来进行。不管断案人的主观动机多么纯洁和公允，总是免不了定案理由欠充分的缺憾，断案中出现疑惑因而是常有之事。陶朱公的提醒使魏王在证据未变的情况下就对一个疑案当事人做出了无罪释放的判定，表明了其判案的主观随意性，这种提醒和做法自然和现代社会的法制精神是不相容的。然而陶朱公向魏王提醒的两条决疑方法却是非法制国度中判决疑案的一条重要思路，对人们观物和处世也不失为有益的借鉴。
《新序》在讲到魏文侯按陶朱公的提醒去决疑治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后，发议论说：“由是观之，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新序》的作者看来特别赞赏陶朱公以厚为贵的思想，其实，陶朱公侧翼视物的思想更为宝贵，他本人“三迁成名”的人生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就是这一思想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