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平王听了费无极之言，命太子建去镇守城父，临行前任奋扬为城父司马，并告诫奋扬说：“要像臣事我一样臣事太子。”后来，平王轻信了费无极的谗言，准备杀掉太子建。《左传·昭公二十年》《说苑·立节》两处记载，平王怕惊动太子建，在前522年招来城父司马奋扬，让他暗中执拘太子而杀之，但奋扬回城父，却向太子透露消息，有意放太子出逃。平王让城父的人抓来奋扬问道：话从我口中说出，传到你耳朵，是谁告知建的？”奋扬回答说：“是我告诉他的。因为您当年告诫我：‘要像臣事我一样臣事太子。，我谨奉您的命令对待太子，不忍心杀害他，所以就让他逃跑了。事后后悔了，但已来不及。”平王听罢就赦免了奋扬。
平王要执杀太子建，是受了奸臣费无极的蛊惑，属于错误行为，奋扬看来是心里清楚的。他有意放走太子建，至少是出于对正义的坚持和对无辜者的同情，但这一行为同时也是对王命的抗拒。他被平王追究其罪，一定在他预料之中。
奋扬是一位直爽的人，他没有把泄密的责任推给别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在平王面前表现出一种正直之美；奋扬也是一位机智聪明的人，他将平王早先“事建如事寡人”的嘱咐搬出来，以谨守王命者自居，巧妙地利用平王的“前命”来抵消他的“后命”，化解自己的“罪责”。平王的前后之命是自相矛盾的，奋扬的机智辩解不仅仅是借王之盾挡王之矛，使平王在口头上无话可说，难行杀戮，而且着眼于向平王显示一个大义凛然的忠臣形象，以忠臣之风服平王。
奋扬将太子建的灾祸转化成了自己的灾祸，他不仅这么做了，而且直言不讳。他心里清楚，在楚平王的眼中，自己的可杀之处和太子建的可杀之处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而前者却是可以改变的。奋扬的机智在于他料到了这一点并且实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