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间要传递一种隐秘之意，由于有第三者在场，难于公开说明，于是两人就借助于特殊的眼色、手势和语气传达这一隐意，这种交流思想、传达心意的手段就是暗示法。史籍曾记载了春秋时期两次典型的暗示法。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了前614年魏寿余在秦国时“履士会之足于朝”的事。说的是寿余诈降秦国后，向秦康公提出把自己在晋的封地魏邑献给秦国，建议康公出兵攻取。秦康公转身征求谋臣士会的意见。士会本是晋国有名的智士，因与晋执政赵盾闹了别扭而投奔秦国。他这次对寿余降秦有所怀疑，本来是不大赞成康公采纳寿余建议的。寿余见康公征求士会的意见，怕士会败了自己之计，遂以目顾盼士会，又踩踏士会之足，士会顿然明白了寿余之意，于是反而表示同意寿余意见。
寿余入秦后要告诉士会衷情，并设法与士会一同返归，但寿余在碰到了可以一同返国的机会时，还没来得及向士会诉说衷情，情急之下，他向士会盼目履足，当着秦君之面传达给士会一种意外的信息，暗示出某种难言的隐情。士会为聪明之士，且乡情未泯，他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即明白了寿余的真实意图，于是转而配合寿余的活动。寿余在这里是把自己的意图通过某种“身体语言”传达给士会，得到了士会的准确理解。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前547年楚太宰伯州犁采用的“上下其手”的暗示法。楚国攻打郑国，楚大夫穿封戌俘虏了郑将皇颉，楚康王的弟弟公子围欲抢来皇颉作为自己战功，他与穿封戌争执起来，众人难以决断。楚康王让伯州犁断其是非，伯州犁说：“战俘是郑国有身份的人，他自己能知道是谁俘虏了他。”乃让皇颉立于庭中，让公子围和穿封戌立于皇额对面。伯州犁抬手向上介绍说：“这位是公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然后又放手向下介绍说：“此人为穿封戌，乃方城（舂秋时楚国北部的长城）外之县尹（一县的长官）也。到底是谁擒获了你？”皇颉见状，遂回答说他是被公子围擒获的。不久皇颉即被释放归国。
伯州犁在向皇颉追问楚国的立功者时，故意把争功人双方的身份显示给皇颉，并采用了“上下其手”的不同手势，将他要讨好权贵的心意当着穿封戌的面暗示给皇颉。皇颉对伯州犁以暗示法传达来的隐意看来是心领神会。作为楚国战俘，他急于求释，为讨好楚国当权者，他遂顺着伯州犁的暗示去回答，果然得到了宽赦。除史籍所载外，《列国志》根据《史记·魏公子列传》和《史记·魏世家》所载战国时信陵君魏无忌窃符救赵的史实，描述了与此有关的一次暗示法。魏王宠妃如姬曾在魏王卧室盗得将兵之符（一种调动军队的凭证），让婢侍颜恩交给了魏无忌，事后魏王知道是如姬盗了兵符，心中大怒，但又不忍将如姬从重处罚，于是继续追査给魏无忌送去兵符的人，欲让其代如姬受刑。如姬在魏王的逼问下告诉说：“是颜恩递送兵符的。”魏王让人抓来颜恩，问其为何敢于擅送兵符出宫，颜恩抵赖说：“奴婢不曾晓得什么兵符。”如姬见颜恩说岔了话，在一旁目视颜恩道：“向****让你送花胜（古代妇女的花形首饰）与信陵夫人，这盒内就是兵符了。”颜恩已会其意，乃大哭道：“夫人吩咐，奴婢焉敢有违？那时只说送花胜去，盒子重重封固，奴婢岂知就里？今曰屈死奴婢也！”（第一百回）魏王觉得颜恩言之有理，就赦免了颜恩。
在窃符过程中，如姬没有出宫，魏无忌没有进宫，如姬难以否认有送符之人，无奈之下交代了颜恩送符的实情，但她绝不想连累颜恩，准备将盗符出宫之事一人承当。颜恩不知道如姬已向魏王供出了自己，开始想狡辩抵赖，若让魏王揭破，会罪上加罪，而如姬这时想与颜恩统一口径，订立防守同盟，当着魏王的面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姬采用暗示法告诉了颜恩应该回答魏王的两点内容，一是承认兵符是自己送出的，二是表明自己是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送出的。颜恩会意后，按照如姬的暗示口径去回答，既证实了如姬向魏王的交代，又使自己得到了赦免。
总之，暗示法是在有第三者存在的场合，行为人为把某种隐秘之意转达给另一方而采取的特殊的“语言”方式。在暗示法的实施中，第三者的存在无疑是行为人和受意人思想交流的障碍。然而，每一成功的暗示法，在场的第三者其实都起到了对行为人隐情传达的掩护作用。比如，有秦康公在场，秦人就不会怀疑士会是接受了寿余的某种交代而配合行事；有穿封戌在场，他就难以提出皇颉是受了伯州犁的旨意而有意误指；有魏王在当面，他就不能怀疑如姬已与颜恩订立了防守同盟来应付他。行为人把一种隐秘之情暗示给受意人，他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相互间发生过思想交流。由于成功的暗示法总是瞒过在场的第三者而发生的，因而第三者的在场正好掩盖了他们间发生过的思想交流，对他们的行为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暗示法是把一种正常的思想用非正常的方式来表达，因而它的施予对象应该是某种程度的聪明之士，暗示法的形式手段可能有盼目履足法、手势诱导法、语言提示法等多种。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总是符合具体的暗示情景，达到既让对方准确理解、又不让第三者看破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