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重耳前636年回国执政，此前在外流亡十九年，随行的臣子中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人物。《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庄子·盗跖》《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韩非子·用人》《史记·晋世家》《说苑·复恩》《新序·节士》多处记载了关于介子推的一段事迹。重耳流亡卫国时，断了食粮，向农夫求食时，农夫送土块相戏，终未得到饭食，重耳饥饿难忍。这时，介子推从旁割了自己的股肉，以肉汤进献，一时解了重耳饥饿。重耳吃罢后矢是介子推的股肉，心中感激不已。
后来，重耳在秦国的扶持下返国执政，奖赏随从流亡的臣子，介子推见众大臣居功争赏，心中鄙之，不愿与其同列为伍，于是回家侍奉老母，自守清贫。他不去申报功劳，晋文公忙于国事，一时忘却，因而也未奖赏介子推（母亲劝他去申功请赏，至少让晋文公知道奖赏的失漏，介子推坚持不答应。最后与母亲一同奔绵山隐居。
介子推的一位知情人为他深感惋惜，于是写下几句文字贴于宫门：“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返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荒野）。”此处以从龙之蛇比喻随君流亡的众臣，既点明了介子推的割股之功，又指出了对众臣奖赏的不公正，为介子推鸣冤。晋文公看后大惊，明白了自己奖赏的疏漏，立即派人往召介子推，知其入绵山隐居，遂带人入山寻找，介子推也许有意躲避不出，君臣终未相遇。晋文公思忖，如果焚山烧林，介子推必然携母出山避火，于是纵火烧山，但介子推仍然不肯出来，被烧死于林中枯柳之下，《庄子·盗跖》说他是“报木而燔（焚烧）死”。《淮南子·说山训》中言：“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晋文公见到介子推骸骨，伤感不已，命就地安葬，立祠祀之，并封绵山之田为其祠田，改绵山为介山，以志纪念。后世在此立县，命之为介休县，意寓介子推休息于此。
晋文公焚山烧林正是农历清明前的一两天，事后为悼念介子推，文公禁止此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称之为“禁火”或“禁烟”。《后汉书·周举传》中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后来沿袭成俗，以冬至后百零五天，即清明前一二日为寒食节，节时禁火寒食，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次日方生新火。
介子推在君主饥饿无奈的流亡途中割股唤君，表现了一种少有的忠诚。此行为不仅解了君主腹中之饥，而且显示了他以君为重、看轻自我，危难时能够以身献君，敢于赴汤蹈火、杀身成仁的忠勇气概。尤其是，重耳当时处在身无地位的贫贱困境中，尚无看得见的复国希望，介子推割股以充其饥，丝毫不包含对尊贵者的承仰，它既出自介子推对一位贵公子沦落困境的同情，也是介子推自认他给君主能够做到的一点奉献。随从重耳流亡的有许多臣子，只有介子推才能做到如此忠勇，在这方面，他是随从臣子中最突出的一位。介子推本人对此可能深信不疑，他认为其他臣子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才当仁不让地独自割股啖君。
重耳后来返国为君，十九年流亡之苦出乎意外地得到了报偿，群臣们争功请赏，好不热闹。然而介子推却辞朝归家，后来又入山为隐，即使在晋文公焚山相逼时，宁可焚烧身躯也不愿出见文公一面，做出了一系列让人们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介子推辞禄焚躯的行为有他的深层心理。
首先，介子推看大了他割股啖君对于重耳的作用。介子推始终认为君主危难时他能做到的事情其他臣子难以做到，他是随亡群臣中突出的一位。晋文公赏功时，他大概料想群臣会推举自己为首功，但群臣各自请赏，并无推举之意，于是心中生出对群臣的鄙薄，这种鄙薄是自他当年独自割股时就有的，那时仅仅鄙薄他们难立大功，而此时的鄙薄变成了对功小争赏者的厌恶。他辞朝归家，不甘与所恶者同列为伍，实是要以自己的辞赏反衬同僚争赏行为的龌龊，借以羞辱同僚，或者想以辞归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让人们重忆和估价他当年割股的功劳，与同僚之功分个高下。
晋文公曾向人明告他论功行赏的原则说：“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_，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史记·晋世家》，并参见《说苑·复恩》）如果介子推割股啖君确为上等之功，那他归家辞赏，以此羞辱同僚或无论怎样，都未尝不可，但按晋文公的论功原则，介子推显然不在上功之列，他的行为自然也没有引起君臣们的注意。晋文公绝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不来申功请赏的流亡之臣，一时疏忽，奖赏中不幸地忘掉了介子推。
介子推没有得到君主的奖赏，心理上感到了极大的不公平，群臣请赏争功而不推举自己，人心为己，尚情有可原‘唤食股肉的君主竟然自己忘掉了此事，这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恨。介子推当年割股啖君，仅仅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和自己臣子的本分，丝毫没有以此得到奖赏，换取富贵的意念，这时，他决定接受现实，恪守当初义节，彻底放弃应得的奖赏，过自己已经习惯了的清贫生活。他的母亲让他向文公告知奖赏的疏漏，他回答说。“言语是用来表达思想和装饰行为的，我已决定隐居，何必要前去表功。”然而，介子推认为晋文公一得国为君就忘掉苦难时的功臣，这种怨恨终难释怀，他料到晋文公迟早会想起这件往事而弥补奖赏的疏漏。介子推要的是君臣间的深情义交，要的是如同往昔的节义和事情的公道，并不稀罕君主的后赏余惠，为了表明他对负义之人的不合作态度，为了给君主将来的内疚之心加上一道深重的痕迹，逼他进行严厉的自责自省，介子推决定携老母遁迹山林，终生不出，好让晋文公后补的奖赏难以实施，让他一辈子背上沉重的人情债。
晋文公不久带人上绵山寻找介子推，介子推不是不知，而是不愿出来，也不能出来。如果介子推此时与文公相遇，晋文公必定会想法留住他，强予他奖赏，甚至有可能给他超过其他臣子的最高奖赏，但这不是介子推的稀罕之物，也不是他隐身山林的追求之处。他这时若出山被迫接受了君主的赏赐，不仅难给负义之君以剌激，反倒背上君主的情债，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同时还会有以逃隐要挟赏赐的嫌疑，难在同僚面前抬头，既销掩了当年割股啖君的功劳，又必遭君主日后的心中嫉恨。得到自己并不稀罕的东西，而失去自己珍贵的节义操守，这是介子推此时出山难以避免的结局，由于这些原因，介子推因而绝不出山面君。
晋文公纵火烧林，逼介子推出山就范，他急于卸下自己的人情债，对臣子采取了最严厉的逼迫手段。这表明介子推隐居山林的行为已使君主内心难以安宁，他剌激君主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然而，介子推此时也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保身躯还是保节义，二者只可取一。像当年割股啖君时一样，介子推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重节义而轻躯体，为了贞守节义，他不向痛苦低头，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死亡低头，甘心情愿地焚身于绵山之上。唐时胡曾先生为介子推作诗云：
羁绁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刳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綿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只今禁火悲寒食，胜欲年年挠纸线。
晋文公本想强予介子推以重赏，但弄巧成拙，奖赏非但没有施出，反而烧死了应该受奖的功臣，本已内疚的心上刻上了一道血痕。看到介子推的骸骨时，他有无限的伤感，也留下了终生的自恨。他为介子推立祠封田，又以“禁火”作悼纪念，以此聊补对这位流亡之臣的歉意。
无论介子推在割股啖君和辞禄焚躯时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轨迹，但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在君主贫困时舍身报效，在君主富贵时辞禄远逃的、却富爱贫、轻利重义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和那些嫌贫爱富、重利轻义的势利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喜爱这一形象，同时也喜爱那种为逃避利禄，在权势和压力面前宁死不屈的高洁品行。于是，人们对这一人物形象产生了世代不竭的崇敬和悼念，这种崇敬和悼念，包含了人们对世间贫困赤情的企求，寄托了人们对利禄和权势的蔑视，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一种世俗心态的厌恶。
季节关系加上人们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寒食成了我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节日，唐时尤甚。宋人邵雍曾言：“人间佳节唯寒食。”许多骚人墨客逢节挥毫，寄寓心意，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唐人韩翃作《寒食》诗云，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孟云卿作《寒食》诗云：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张友正《寒食日献郡守》云，
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诗人杜甫有《小寒食舟中作》，韦应物有《寒食寄京师诸弟》，韩偟有《寒食夜》，张说有《奉和寒食作应制》。宋人王禹偁被贬商州（今陕西商县）时作《寒食》，诗中有：“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咽。”他在《清明》之诗中仍念及“昨日邻家乞新火”的寒食情景，清人李渔作《清明前一日》，诗前四句云：
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
地冷易寒食，烽多难禁烟。
我们至此可以窥见，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它代表着一种浓厚的民族文化现象。《周礼·司烜氐》有“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禁火许为周时旧制，但介子推辞禄焚躯，为“禁火”增添了新的文化意义，它使寒食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并且历代沿袭或俗。因为介子推身上体现的节义品行始终和贫苦联系而与富贵无缘，它表达出了古人的某种气节，因而传统文化创制了，并且长久地接纳了与此相关的节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寄托某种企盼的时令机会。上述许多诗作自然各人意境不同，且与介子推事迹已无多大的直接关系，但它们其实都没有离开人生及其贫富、交情的话题，它们是在人生“寒食”的话题上表达心境和阐发寓意的，这是寒食时节本族各代诗人“集体无意识”（瑞士现代心理学家荣格语）的作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