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山林之士，清苦而逸趣自饶；农野之人，鄙略而天真浑具。若一失身市井驵侩，不若转死沟壑神骨犹清。
“译文”
隐居在山野林泉之下的人，物质生活虽然感到很清贫，但是精神生活确为充实，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学问知识虽然浅陋，但是却具有朴实纯真的天性。假如一旦回到都市变成一个充满市侩气的奸商蒙受污名，倒不如死在荒郊野外还能保持清白的名声。
“解说”
古人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值得赞美和继承的民族精神。但是中国古代重义轻利，认为商人使用谋略算计，卑俗狡诈，因而充满市侩气，名之曰“奸商”。这种偏见积痼很深，以致形成了反文明的传统。事实上这是以一种原始的本能道德（朴实纯真）来反对一种扩展秩序下的新型道德（公平交易、两相无欺、互惠互利）。中国古人对商人总不放心，两眼圆睁，想看清商人用了什么魔法赚（骗）去了他们的财富，结果是他们什么也没看到，因而疑虑更深，老感到其中有诈，总归是不义，至于他们自己，则宁可饿死，也不愿沾了这份俗气。
“例解”
圆滑为保身 怠政留骂名
西汉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丞相田千秋受汉昭帝诏命，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一起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来自社会下层的贤良文学与代表中央政府的桑弘羊及其助手们就汉王朝内外政策进行了激烈辩论。但作为政府首脑及会议主持人的田千秋，俨然是一个袖手旁观的局外人，全然不为双方的激烈争论所动，除了一两句无关痛痒的简短发问外，竟然再也没说什么话。汉宣帝时，桓宽将此会议的文件加以整理，写成《盐铁论》一书。他对田千秋的表现十分不满，在书中公开批评田千秋：“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寥寥数笔，活生生地勾画出了一个尸位素餐、圆润滑头的官吏的形象。
其实，田千秋并非无能平庸之辈。汉武帝征和二年（前 91）七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巫蛊事件”，卫太子败死。次年九月，时任高寝郎的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对于促使武帝悔悟起到较大作用。田千秋上书，虽然假托“高庙神灵”之名，但在当时他敢于冒“父子之间人所难言”的风险上书，也足以说明其过人之处。为此，武帝任命他为大鸿胪。征和四年（前89）三月，田千秋又建议武帝罢退装神弄鬼的方士，也是颇有见识的兴利除弊之举。六月，武帝以田千秋为丞相，下“轮台诏”悔过，“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田千秋对此心领神会，针对当时治狱、诛罚甚多，吏民恐惧的时弊，“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这种执行政事既安慰皇帝又宽缓天下的做法，更显示了田千秋的精明老成。《汉书》说他“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自是公允之语。
田千秋的变化自昭帝即位始。武帝临终之际，将国事托付给霍光、金日碑、上官桀等人，田千秋虽然与他们“并受遗诏，辅佐少主”，但由于霍光以大将军之任领尚书事，代表皇帝独揽大权，而作为百官之长的丞相，却被排除在权力核心外。田千秋对自己实际地位的变化不乏敏感，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秩位爵禄，他只求在其位，不求谋其政，采取了与世无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尤其在霍光与上官桀分裂，两派斗争相持不下之时，他更是小心谨慎，遇事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对双方都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力图避免招来猜疑，陷入是非纷争，以求在两派的空隙中生存。霍光为了战胜政敌，曾极力拉拢田千秋，表面上对他十分恭敬。据《汉书》记载，“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他唯恐一言不慎，祸从口出。平日处理政务，也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素无所守持”。盐铁会议是在霍光的授意之下召开的，来自郡国的贤良文学得到了霍光的支持。田千秋深知这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虽然勉为其难地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但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于是便采取沉默的战术，不作明确表态。正是由于田千秋以圆滑龟缩的庸人哲学来处理政事，他不仅没有卷入当时两派矛盾斗争的漩涡，反而成为争斗双方共同接受、争相拉拢的人物。霍光见田千秋甘于庸碌，不会对自己形成威胁，便“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其时，田千秋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霍光使昭帝下令，特许田千秋可以破例“乘小车入宫殿中”，田千秋由此而得了个“车丞相”的雅号。上官桀等人被诛灭后，田千秋的地位曾一度发生动摇，但最终由于他的圆滑而渡过难关，体面地老死于丞相之任，可谓“因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