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当代大学生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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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纵论篇(4)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他主张“行夏之时”,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是合拍的。

孔子的人生观是积极的人生观。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左传)“礼”字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于讲“礼”的达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或者说“爱人”就是“仁”,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复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又答复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但有-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等。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爱惜生命。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后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贤良的三兄弟,秦国叫他们“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悼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都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耳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但他对于“修已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生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以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了。

“四人帮”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中“礼”字出现74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的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以求省俭。

3.革命领袖的人生态度

原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说:“邓小平先生是值得尊重的伟大政治家,我在很早以前就对他极为关注。我十分想知道他的人生观,以及作为一个历经艰辛的共产党员,在重建中国时的体验。因此,在与他会见时,我询问的是伟大前辈的人生观而非一般事务性问题。他非常率直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最艰辛的是文革期间被打入牛棚之时,而最喜悦的是追击蒋军越过长江,胜利在望之际。那次,除了自己的体验以外,他还谈了自己要实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要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项工作十分困难,但必须实行。他还说,要实行党与企业的分离,就是说党做党的事情,企业做企业的事情,两者同时也要合作。党如果过多涉足企业,则对企业有害,必须进行行政改革。此外,我们还谈到培养、提拔年轻人的问题。此后,中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发展。尤其是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建立起大国的基础。这是邓小平先生的功绩。”

4.英雄主义的人生态度

何为“英雄”?人中之英华,众中之豪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战争年代,面对敌人屠刀,英勇就义是英雄;为了真理,敢把牢底坐穿是英雄;浑身是胆,深入虎穴是英雄;舍身炸碉堡、堵枪眼是英雄;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是英雄。和平年代,扑灭大火,战胜洪魔,大公无私,舍己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者是英雄;重大发明创造者,事业辉煌者,成就卓越者,人品高尚者是英雄;自我牺牲,甘当人梯,默默奉献者也是英雄。

英雄是时代的标帜。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平庸的时代,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民族。

英雄是一腔热血者,是铁骨铮铮者,是奋发有为者,是见义勇为者,是真理殉道者,是国家脊梁者。自我奋斗者不一定是英雄,英雄却一定是自我奋斗者。英雄是建功立业者,是大智大勇者。英雄出自群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也!

英雄是时代的骄子,英雄是品德高尚的人,胆识过人的人,智慧超群的人,才能杰出的人,贡献突出的人。英雄是时代的杰出代表,是群众意志的体现者,但英雄不必一味俯就他人,讨好他人,英雄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英雄往往是孤独者,是自强自立者,是独立不移者,是最有个性者。英雄处于平庸人之手。

英雄的本色、英雄的风采常常在困厄中显现。只有英雄,才能识得英雄,崇拜英雄基于慧眼认识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意志坚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不为众人所左右的人,甚至是不被人理解的人,而英雄决不会因为人们不识英雄而恢心丧气,自暴自弃。庸人眼里没有英雄,并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乃是由于庸人只是庸人,他所以不能认同英雄,是因为他自已当不了英雄。

真正的英雄的人生态度是虚怀若谷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当今时代,缺少英雄,是因为人们被权力斗争和虚无信仰愚弄后,人的自我意识普遍觉醒,人们更懂得了自我生命的真正价值。视英雄为“傻瓜”,为“愚蠢”,其根本在于人们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信仰,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放却了人生的意义,变得蝼蚁般自私自利。时下,“英雄”的概念常发生颠倒,有人把“大款”视为英雄,把“大腕”视为英雄,把笑星、小丑视为英雄,更甚者把高官厚禄者、投机钻营者、流氓小偷者视为英雄。

英雄是正义的化身,是力量的象征。英雄经得起金钱、美色、权利、物欲的考验,有非凡的业绩,非凡的成就,非凡的贡献。

英雄与凡人只有一步之差,走出凡人之境就会成为英雄。英雄自有英雄主义的人生态度,凡人自有凡人的人生态度,做个凡人并不算坏,有时甚至让人羡慕,但凡人毕竟是凡人,其价值和作用毕竟极其有限,凡人也有凡人的苦恼,凡人的恩怨,所以凡人无须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自鸣得意,一辈子甘愿平庸不思奋进的人。不足为取。

5.科学家的人生态度

(1)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的人生态度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诺言。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钱学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难成为他人生最初的记忆。为了救国,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工科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的学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年后,钱学森远渡重洋,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硕士学位。

贫弱的祖国,常被沦为耻笑的对象。当一位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只会抽鸦片、裹小脚,愚昧无知时,钱学森热血奔涌,“噌”地站起,对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国同学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美国学生伸伸舌头,一个人也不敢应答。他们谁也不会忘记,当没有一个人能解答一道复杂的动力学题时,正是这个钱学森轻而易举就给出了答案;当全班都在抱怨试题太难,大部分人考不及格,准备找教授说理时,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他们看到的,正是这位中国学生工整清洁,没有任何错误、圈改和涂抹痕迹的试卷。

带着为国争光的一股冲劲,钱学森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1936年,钱学森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指导和合作下,钱学森开始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着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年青的正教授,拥有了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地位、名誉和舒适的生活。

钱学森却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他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这正是他的祖国——中国的自然条件。

多年以后,钱学森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的坎坷。

骚扰、阻挠纷至沓来,美国当局动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让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坐牢、软禁,恐吓、跟踪,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无法让钱学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无畏的斗争。面对检察官的无理指责,钱学森掷地有声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给谁就给谁。”“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的报纸报道说: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在钱学森的长期抗议和祖国外交斗争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当局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带着丰厚的学识和一腔热血,钱学森登上了归国的航船。

“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

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阴云笼罩全球。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挑衅,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发展。新中国迫切需要强大的国防。

1956年2月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叶剑英一道向周总理汇报发展火箭、导弹的设想。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听到总理称自己为“同志”,钱学森心头涌起一股热潮。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钱学森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后,一份详尽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半年多后的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简短的成立仪式后,钱学森向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了“导弹概论”。新中国曲折而辉煌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此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