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人才奇缺，只能借助前苏联的支持，从仿制入手。1960年，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前苏联却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
黑云压顶，进退两难。面对困难复杂的形势，负责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这字字千钧的话语，震动钱学森的心坎。5年前在东北参观时，陈赓大将曾问他，我们自己能不能造火箭、导弹？钱学森回答说：有什么不能？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同样能造！
困难，激发起的只能是强者的斗志。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毅然承担起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的历史重任。多少个白天、黑夜，多少次测算、试验，凭着中国人的志气、勤奋和智慧，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下前苏联专家有意留下的一个个难题。
科学的事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在地面，钱学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事小事亲自过问。他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
众志才能成城。为了发挥大家的才智，无论多忙，每个星期天下午，钱学森总要把几位总师请到家里，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这番话让老总们几十年都念念不忘。大家畅所欲言，枯燥的讨论会开成了心情舒畅的“神仙会”。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这一天，离钱学森回国仅仅5年；离我国正式启动导弹计划不过4年。而美国为了这一步，花费了近10年时间。
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导弹试验成功不久，他就开始思考我国导弹事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着手研究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爆炸试验。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正式建议：早日制订人造卫星研究计划。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因此被代称为“651工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推动了“863”计划的实施。进入90年代，他建议组建科技公司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张发展第四产业——科技和情报信息业，关注祖国的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倡导建立精神文明学。对正在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冷静提醒：虽然开发是全面的、综合的，仍然要以农业发展为基础……
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钱学森得知后彻夜难眠：“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伟大的创造来自科学的方法。·年轻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这正是钱学森不断超越他的同行，始终走在科学最前沿的“秘密钥匙”。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会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钱学森的人生态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态度。一位人民科学家的人生态度。
（2）追求真理、淡泊宁静——陈省身教授的人生态度
本世纪最杰出的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形容自己的人生为“几何人生”。他的人生不仅是在世界数学领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中国数学学科的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多的是为了探究他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和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陈省身教授的微分几何对20世纪整个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科学精神和道德情操，同样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不仅属于已经过去的20世纪．更属于21世纪。
在20世纪的数学舞台上，这位美籍华人赢得了世人的喝彩。时间弥足珍贵，有更重要的使命待他去完成。
觉得有一种甘美的宁静，山岚一样弥漫了客厅的空间。又如清泉般流入我的心田。在国际数学界，无人不知陈省身教授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历史贡献，它的影响遍及20世纪的整个数学。无论他在哪个国家，都会受到欢迎和拥戴。然而在耄耋之年，他最终作出回中国定居的选择。2001年2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在华享有的最高荣誉——永久居留资格。“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个常数，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已属不易。”陈先生说，他一向惟求宁静，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对他的影响很大。“1943年，我在美国初识爱因斯坦，他当时是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常能见到他，他还约我到他家做客。他书架上的书并不太多，但有一本书很吸引我，是老子的（道德经》，德文译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他说他一般是不见外人、包括记者的。”说到此，陈先生冲我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他需要宁静。我给这小楼取名时，就想到了这层意思。”
宁园是南开大学在80年代中期专门为陈省身先生建造的。以前每年他和夫人郑士宁女士回中国，都住在这里。“我10岁离开老家浙江嘉兴，到天津南开读书，天津当是我的第二故乡，后来侨居美国50多年。现在回来了，这里自然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最美好的年华在南开度过，她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因此，他最终选择在南开大学的宁园定居。“前不久，美国伯克利的国家数学研究所为我举行了欢送会。我已经老了，数学本是年轻人的事业，像我这个年龄还在前沿做数学的，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为中国做一些事情。”
“再为中国做一些事情”，多么朴素真挚的感情。而回国定居的另一层意绪——叶落归根，是无须提起，永藏心灵深处的。因为对于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在异乡奋斗了一生的人来说。这“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情结，是微分几何和其他任何数学公式都不能解开的。1972年，中美两国刚结束对峙状态，陈省身就偕妻女访问了中国。后来他在（回国》一诗中表达了这种赤子情怀：
飘零纸笔过一生，世誉犹如春梦痕。喜看家园成乐土，廿一世纪国无伦。
在他后来的（七五生日偶成）一诗中，也不难看出与这种情感的呼应：
百年已过四分三，浪迹平生我自欢。何日闭门读书好，松风浓雾故人谈。
“我为什么选择了几何？”
“因为我从小喜欢数学，读大学就选择了南开大学数学系。”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数学是一片荒漠。只有极少数像姜立夫先生那样的学者从海外介绍先进的数学到国内，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就受教于姜立夫教授，193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研究院。1932年，德国微分几何权威布拉希克教授来中国讲学，当时他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被微分几何的内在力量深深折服。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遂慕名到德国汉堡，师从于布拉希克教授，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7年，他又到巴黎追随当时微分几何最伟大的权威E·嘉当教授，掌握了E·嘉当的最新理论、数学语言和思想方法。他说，德法之行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
1937年回国，他先在清华后迁至昆明西南联大直到1943年。在西南联大，他研究各种等价问题，并为广义的积分几何奠基，每年都有论文在国际数学界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为世界数学界瞩目。
1943年夏，他应聘予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普林斯顿的3年，他开创了微分几何的全新局面，他所完成的“陈省身示性类”的着名工作，对数学乃至理论物理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时国际数学界对他的评价是：推广高斯邦尼公式是微分几何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纤维丛的微分几何和示性类理论更将数学带入一个新纪元。
1950年初秋，第十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哈佛大学召开，陈省身应邀作（纤维丛的微分几何》的大会演讲，他的登台，使炎黄子孙在20世纪中叶，在现代数学的一个主流方向上走到了世界最前沿。
1982年，陈省身出任伯克利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7年香港实业家刘永龄先生出资的中国“陈省身数学奖”首次在南开大学颁奖。
陈省身教授的数学成就遍及射影微分几何、欧几里得微分几何、几何结构和它们的内在联络、积分几何、示性类、全纯映射、偏微分方程等众多方面。对于外行来说，这些字眼不免让我们联想到数学知识的高远、深难，而对于数学家来说，却能从中体验到史诗般的美感。
杨振宁称赞陈先生的示性类“不但是划时代的贡献，也是十分美妙的构想”。他的（赞陈氏级）的诗在科学界广为传布：
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
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
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
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
诗的意思是，陈省身在几何界的地位，已直追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和嘉当。
数学不仅美妙，而且十分实用。我们之所以不会时刻意识到数学的存在，正因为她的力量无处不在。她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为世界图景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模型。比如，当我们看电视时，我们不必了解画面的三维几何学，但必须有人了解这些。假如把数学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走一天，人类文明的大厦就会坍塌。
数学的严谨和缜密，不仅造就了数学家，也培育了民众的科学精神。“其实，大家都可以享用数学思想。比如，数学中有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把遇到的困难的事物尽可能地划分成许多小的部分，每一部分便容易解答……人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用来处理日常问题。”陈先生用简单的比喻，道出了他研究工作的精髓。
“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大国。”
20世纪80年代初，陈省身教授就希望21世纪中国成为数学大国。199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又说：“愿中国的青年和未来的数学家放开眼光展开壮志，把中国建为数学大国。”
“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大国”这-预言，在数学界被称为“陈省身猜想”。
“猜想”，一般指那些还未被严密证明的数学论断，而“陈省身猜想”的范畴却不仅仅是数学的，它蕴涵着炎黄子孙对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渴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数学的发展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不仅学科体系变得庞大，而且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变得密切。许多负笈海外的青年才俊和国内培养的数学家也迅速崛起，中国涌现出一批数学领域的少壮队伍。在跨入新世纪前夕，世界数学发展的许多前沿阵地都有中国数学家拓疆驰骋的身影，填补着数学上的重要空白领域，如代数几何等。本来就有较强实力的领域，如数理逻辑、数论、拓扑学、泛函分析等，以及起步较晚的一些学科，如代数几何、整体微分几何、机器证明和模糊数学等，近年内也都有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成果。
陈先生对中国将成为数学大国充满了自信，“数学是个个人的学问，经费的问题不太严重，比其他的学科容易发展。目前，中国数学拥有十分有利的环境，或许短时间内在数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上难以实现全面超越，但肯定会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突破。”
数学的一大功用是预测，在其他的自然科学领域，她一直都扮演着预言家的角色。用她可以预测彗星何日归、潮汐几时来。
他说：“这是很难预测的。真正重要的突破总是以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也正是数学的魅力所在。”是啊，谁能想到400多年前的关于琴弦震动的一个数学方程，会导致今天电视机的诞生？“数学思想最终转化到能应用于我们的生活，是需要时间的，过于功利的研究往往不会产生好的效果。不是给了经费支持，数学研究就一定会成功，要允许失败，而且多半是失败的。从总体上讲，只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就可以吸引人才，在一定时间内，肯定会出成果的。”
现代数学的新特点告诉我们，数学内部各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数学与其他科学的相互渗透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数学中的许多新老问题得以巧妙解决。以往人们认为，对素数的研究鲜有实用价值，却不料它在密码学中得到应用；杨振宁一米尔斯规范场与陈省身研究的纤维丛，二者间的主要术语竟能一一对应。杨振宁曾感叹地说：“我非常奇怪地发现，规范场说的是纤维丛的联络。而数学家在提出纤维丛上的联络时，并未涉及物理世界。…·因此。在现代数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学前沿可能向我们意想不到的任何方面延展。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几何学将是21世纪数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之一。”
“我最后的事业在中国。”
十几年来，陈省身先生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数学的发展上。他深情地说：“我最后的事业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他积极倡导、协助实施了中国数学界三项大的活动，即：召开“国际微分几何、微分方程会议”；举办了“暑期数学研究生教学中心”；组织了中国数学研究生赴美参加“陈省身项目”的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