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0月，阔别祖国多年的马克·吐温回国时，在纽约受到热烈的欢迎。报上刊登了大字标题的欢迎词，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迎接这位伟人的朋友和闻风而至的记者。
马克·吐温一家暂时安顿在纽约市商业区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对来访问的记者们说，离开美国时，他还是个“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但自那以后，他认真思考了许多事情，“现在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
“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这句话可以说是马克·吐温晚年生活和思想的真实写照。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世界资本主义处于飞速发展之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转变。
整个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每个角落都有帝国主义罪恶的身影在晃动。它们在国内愚弄欺骗人民，镇压起义罢工，鼓吹发动侵略战争，对人民的贫困生活置之不理。在殖民地大肆抢劫杀戮，彼此之间不断因为利益瓜分上的冲突而大打出手，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战场，使当地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形势，引起了马克·吐温的关注和思索，在他心中激起了义愤的火花。
在《赤道环行记》中，马克·吐温把矛头指向了当时在殖民地烧杀抢掠的大英帝国和俄、德帝国。他以无比愤慨和蔑视的心情，记录下殖民者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印度、南非等地犯下的种种罪行，撕下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以掩盖自己劣行的所谓给当地人带来“文明”和“福音”的假面具，批驳“解救被奴役者是白人的责任”的无耻论调。
《赤道环行记》的问世，受到了开明人士的高度赞扬，同时也引来了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支持者的打击和挖苦。但是，马克·吐温没有动摇；相反，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
19世纪90年代末，在欧洲，马克·吐温曾在报上发表讽刺小说和杂文，声援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的行动，为争取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回国后，他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他以一副反帝政治家的新面孔，出现在了美国民众的面前。
1900年11月23日，马克·吐温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内举行的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了一篇《我也是义和团》的重要讲话，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声援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马克·吐温说：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刻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
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由此可见马克·吐温抨击帝国主义者的坚定决心和胆略，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他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和关注。
早在1868年，马克·吐温曾撰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
1874年，马克·吐温写了书信体小说《高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揭露美国人对华工的歧视和迫害。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马克·吐温曾表示过自己的愤怒，并坚信中国必将能拯救自己。在后来写成的《神秘的陌生人》和《自传》中，他仍念念不忘中国。
马克·吐温是中国人民坚定的、矢志不渝的朋友，他参加反对压迫、维持正义的斗争绝非是一时冲动，他也决不是某些造谣诬蔑者所说的“叛国者”、“精神病”。
1901年2月，《北美评论》上发表了马克·吐温的战争檄文《给黑暗中的人》，文章以尖刻、辛辣的嘲讽，一层层地剥下了帝国主义者为殖民地各民族带去“福音和文明”的画皮。其冷酷的幽默、无情的鞭挞，以及许多双关语、隐喻的运用，使它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讽刺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马克·吐温指出，在“文明之福托拉斯”的口号“爱、正义、温和、基督教义、保护弱者、节制、法律和秩序、自由、平等、为人正直、仁慈、教育”的产品包装的里面，“才是坐在黑暗里的主顾用他们的血和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实际东西”。
马克·吐温逐一谴责英、德、俄、美各国在全世界犯下的罪行。英国在南非用“长勺子”刺刀刺杀布尔人；德国在中国山东干着“敲竹杠”的买卖；俄国人则“一手举着他的和平王子的旗帜，一手抓着它的赃物篮子和屠刀”强占满洲，屠杀那里的无辜居民；美国在总统麦金利这位“耍把戏大师”的指引下，替古巴人、菲律宾人做好事，赶走了西班牙人，让他们享受“友谊”的美酒。
马克·吐温还大胆倡议，给美国属下的菲律宾省缝制一面大旗，把星条旗的“白条染成黑色，把星星换成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巨大反响可想而知。纽约反帝联盟立即把它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唤起无数人的支持。同样，各种谩骂和指责也随之而来。面对敌人的侮辱，马克·吐温昂首挺胸，以更加猛烈的炮火还击他们。
紧接着，马克·吐温又发表了《给我的传教士批评家们》和《为芬斯顿将军辩护》，用以进一步揭露教会和美军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此后的一段时间，马克·吐温暂时离开了战斗的前沿，回到他所钟爱的妻子身旁，奥莉维亚病重了。
虽然，爱妻奥莉维亚从马克·吐温的眼前永远消失了，但她仍然活在他的心中。他沉浸在悲哀之中，沉浸在昔日两人的情感世界中。
1905年，马克·吐温完成了《夏娃日记》。在书中，他写道：“她在哪儿，哪儿就是伊甸园。”
但是，人民需要马克·吐温，人民需要这位勇敢的战士继续参加战斗。公众坚持不懈地寻找，终于又激发起这位老人的活力和斗志。马克·吐温又渐渐地回到群众当中，与正义的人们一起，与那些发动战争，血腥屠杀“野蛮人”，扼杀革命的刽子手们展开斗争。
1904年底，马克·吐温写了《战争的祈祷》一文。文中，一群受战争煽动者蛊惑的新兵在出征前聆听牧师为他们祈祷：“啊，上帝呀，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炮弹把他们的士兵撕成血淋淋的碎块吧；帮助我们使他们的爱国者的尸体覆盖他们那风光明媚的原野吧！”
这篇文章完成后，马克·吐温把它锁进了保险柜，直至1916年才由他人发表。
1905年4月，马克·吐温发表《利奥彼德国王的独白》这一文章，鞭笞恶魔般的比利时国王利奥彼德在刚果的暴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马克·吐温和全美许多杰出人物一起，在国内发动一场声援运动，募集资金予以支持。
1906年4月，高尔基来到美国后，马克·吐温更是热情高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在报上发表文章予以介绍和支持。
后来，在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和煽动下，报上披露了高尔基的所谓婚姻“丑闻”，想诋毁这位革命者的形象，阻碍他实现募集资金的计划。其实，高尔基与他原来的妻子事实上已经离婚，只因沙皇和教会从中阻挠，而没法办理合法的手续。高尔基与女演员安德列叶夫娜的同居，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不论怎样，这桩“丑闻”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来个大转变，纽约的几家大饭店拒绝他们入住，许多宴会、接待也被取消。
高尔基一下子成为了许多人口诛笔伐的犯有“重婚罪”的不耻之徒。在此情况下，原来欢呼簇拥的人退却了，躲到了一边。只有马克·吐温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高尔基，竭力向人们解释，要人们分清是非。虽然他一个人的声音被无情地淹没在责难声中，但他那英勇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精神，却令人深感佩服。
晚年的马克·吐温更加敏锐地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别国的反动本质。同时，他以超人的胆识，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运动。
马克·吐温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我也是义和团”。在这篇演说中，马克·吐温一方面谴责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明确声明，在驱逐外国势力、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自己是与义和团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1910年11月23日，马克·吐温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举行的公共教育协会上的讲话时说：
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
就在马克·吐温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奔走呼号之时，他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了。他患了支气管炎和心脏病，剧烈的咳嗽和心绞痛引发的痛苦在折磨着他。但是，马克·吐温是个性格急躁、毕生以工作为乐的人，他忍受不了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
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他对人、对世界的感想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于是，他忍着病痛，一天又一天地艰难口授着《自传》，以“从坟墓中向世人说话”的真诚和坦率，讲述着曾经发生的一切。